图文/沙舟刘花
“妈妈”两个字很沉重！因为我们的妈妈不同寻常。她遭遇过别人不曾遭遇的人生坎坷和生活的无情打击，在我俩的意识中，始终认为我们的妈妈是世上最坚强最伟大的妈妈。妈妈今年八十有五，她那单薄瘦小的脊梁挺起了两个家族的门户，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另外，她也是我们儿女们始终如一的导师，她那无私的大爱如汩汩不息的源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把我们几个抚养成人，并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地到达了善良的峰顶。
1952年农历腊月14日，妈妈与爸爸成亲。新婚后的妈妈十八岁，一进门就挑起了家务的重担，并替爸爸耕作，将丈夫送入学校。
爷爷奶奶就爸爸一个独生子，家境比较殷实，在达拉特旗的恩格贝牧养着几百只羊，虽然辛苦，但妈妈也过了几年好光景。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爷爷家的二百多只羊、十几头牛、一匹马都被作价归了农业社。至此，爷爷一蹶不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夜夜长吁短叹。1958年农历的正月初七溘然离世，年仅四十五岁。
爸爸是个“书呆子”，在伊盟中学（即伊盟一中）是屈指可数的高材生，每次考试名列前茅。毕业时正巧遇上上面招收飞行员，学校拟派他去外地学习，但爷爷死活不同意，一纸电报将爸爸召回，安排爸爸拜当地的一个老中医学徒。
1958年达拉特旗成立拖拉机站（后更名为拖修厂），在全旗招工。因爸爸有文化，公社大队一致举荐。
爷爷虽然死了，但奶奶还是不大同意。妈妈做奶奶的工作：“妈妈，拿上你一儿一妇，公家让开飞机，离家远他爷爷不让走也行，现在在家门口你又不让走，你这是要毁了他的前程？要是一辈子唾牛屁股，当初你就不该供他念书？”一席话说得奶奶勉强同意，爸爸成了达拉特旗拖拉机站第一批工人。
爷爷死后的第二年，奶奶改嫁。
爸爸在拖拉机站表现出色，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他既当秘书又当司机。一天，站领导让爸爸顶替出车，车辆行驶在包头，意外地碰撞了一名横穿马路的老汉，当场死亡。公安局马上立案，爸爸被拘留了七天。
父亡、母嫁、车辆肇事，接踵而至的灾祸，对一个生性就胆怯的爸爸来说，如雪上加霜，这回让他一蹶不振，常常感觉脑袋微微作痛。到了1963年，那段时间他天天赶写材料，趴在办公桌上，鼻子出血不止。工友们都劝他赶快去医院看看，他总是说，没事，可能是上火，等把工作忙完了再说。就这样，病情被耽搁下来。
1963年的农历4月27日，妈妈刚生下二弟弟七天，爸爸在站领导和妈妈的催促下，才离开工作岗位，去了呼市三医院，被确诊为脑瘤晚期！
1964年农历6月1日，他老人家撇下心爱的妈妈和我们姐弟三人驾鹤西去，那年爸爸二十八岁、妈妈二十九岁、我六岁，大弟弟两岁，二弟弟还在襁褓中。
面对这一生离死别的现实，妈妈无法接受，她始终不相信丈夫会离她而去。她苶性性、傻乎乎地不吃不喝，两个乳房原本充盈的奶水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二弟饿得哇哇大哭，而她却像个瓷人人没有一点眼泪。那双清澈明亮的大花眼一下子失去了光泽，两眼肿胀的像个桃圪虫，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前来看望她的左邻右舍，嘴里就念叨着一句话：“他不会死、他不会死……”
然而，他真的死了！
1964年6月的一天，拖拉机站北大门的沙滩上，一个用铁皮箍着的棺材被放置在那里。妈妈拉着我和大弟弟，步履蹒跚地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又一圈。她还是不相信这个就是和她相依为命十二年的那个人。她依然坚信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还在办公室伏案疾书；还是那样夹着一本书在急匆匆赶往回家的路上；还在自己那个热炕头翻看他最喜爱的那些书籍……
第二天安葬。动陵那一刻，人们给我们两个孩子缝制了一身白市布孝服，为爸爸送陵。妈妈手里拉着我们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趴在那个铁皮箱子前，一张张的纸钱在她的手里化作一缕一缕青烟。
她的心里像煮了一锅黄连水，一股无可名状的苦涩在沸腾。
她呆呆地跪在那里，心里在无声地哭泣。豁然间一种缥缈的幻灭性的悲哀，好像瞬间抓住了她的心灵，发疯似的狂嚎起来：“刘文明（爸爸的大名）啊，你好狠心，你就这么忍心地走了？你咋能丢下我们娘们几个不管呀……？！”
妈妈哭天喊地，撕心裂腑，心都碎了，她双手冰凉，两腿僵直，眼睛一翻，当场昏死过去。
我们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一看妈妈这种状态哭得感天动地，在场所有送别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爸爸生命的终点，是妈妈苦难的起点。
对于爸爸的死亡，单位未作任何结论，只给我们发了四百元钱，便与原单位厘清了关系。但对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如天塌地陷，唯一的一根顶梁柱坍塌了，我们一家的生活来源被截断，陷入困境。好在我们还有妈妈，还有爸爸的工友和妈妈的邻居，他们给了我们许多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抚。对于妈妈生活上再怎么贫乏都好克服，而精神上的创伤却难以愈合，这是她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在那些灰色的日子里，怎么都走不出那个阴霾，精神几乎崩溃。
她始终坚信爸爸还活着。她每天脸不洗，头不梳，手里拉着我，十冬腊月跑到树林召汽车站，去迎接爸爸的归来……
邻居们看见妈妈近似于疯癫，天天如此，以泪洗面，劝她说：“郝秀英（妈妈的大名），你可不能苶拾翻了，你把这俩个娃娃冻死呀？”妈妈两眼无光面无表情地说：“冻死就好了，我们一家能相跟上走了。”
看着我们居住的拖拉机站那个后大院成双入对、欢歌笑语、一个一个的小家庭，妈妈心里那个难受劲犹如死牢里圈了一个囚犯，失去了所有生的希望。
一天，妈妈一时想不开，决意要追随爸爸而去。就在妈妈走出家门时，她折回头瞭了一眼在炕上躺着的二弟弟。二弟弟两个黑豆豆的眼睛也在盯着妈妈看。正是二弟这稚嫩的一望，让妈妈转念一想，我还有三个娃，不忍心丢下我们，她折回家门抱住二弟痛哭一场。
从此，我们姐弟仨就是她生存的希望！
极度的悲痛让她常常情不能已，每天在嘻嘻哼哼，像一首催甜蜂儿似的曲子“嗡嗡嗡”地在她的嘴里不停地吟颂。
我对当时那些画面记忆犹新，妈妈经常坐在那台缝纫机面前为我们三个孩子缝制衣服，她一边缝一边哼，哼着哼着一首首民歌脱口而出，有这么两首我记得最清楚：
拿回尿盆子顶住门，放下枕头短一个人。
想你想得不行行，趴在地下画人人。
是啊！山曲儿本是肚肚里的油，心里头难活眼里头流！
妈妈的歌声犹如流水潺潺，清泉叮铃，伤心之处，又像雏鸟啁啾，蜜蜂催甜，泪蛋蛋好似大珠小珠。一听到妈妈哀婉凄苦，似哭像泣的歌声，我也是泪水涟涟，咚蹄筛脚用自己的小手将妈妈的嘴捂住，“妈妈别唱了，别唱了。”泪蛋蛋抛得泼啦啦。
直到现在，我不爱听歌，不爱到那些红火的地方，一听到歌声就会想起妈妈那些凄惨的画面，心里瞥屈得难受。
邻居们看到这一幕，纷纷来到我家，陪妈妈啦话，都想为她解开心中的那个结。众人都说，家里没个男人不行。
的确，一个没有男人的家，是多么的凄凉和恐怖，用现在的时髦话说，确实没有安全感。妈妈一个年轻的寡妇，拉扯我们三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大家都说，解救妈妈唯一的办法就是物色一个好男人。
是啊！只有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才能慢慢疗治心灵那段不堪回首的痛楚。在邻居们的张罗之下，1966年农历腊月妈妈改嫁。
点击蓝字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