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汤显祖《牡丹亭》
1.
人常道往事如风，而你永远无法挽留一束风。
像每一个俗套故事的开头，你与某一人相遇，他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他朝你微笑，朝你走来，你突然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从此你都会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留给你一个干净明亮的笑容。
最初认识伊万·布拉金斯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他会变成那束离我远去的风。我曾背对着万丈光芒不管不顾地走向他，一路上跌跌撞撞，我曾看见那双高加索人的深邃眼眸中缀满星辰。
那年我只有二十岁，正是青葱岁月。
大一的寒假我和同学一道奔赴呼伦贝尔支教，我们的住处在海拉尔区，而支教的小学校在一座远离城市的贫困镇子，坐车差不多要三个半小时，每天都要起大早赶早班车去到那座小镇，这让我们大多数人很不适应，尤其是姑娘们，她们一致认为学校举办此类支教活动毫无意义。我们并不是什么善人，非要抛开与家人共度除夕的机会来到大草原给穷孩子授课。
我躲在角落里默不作声，那时我想，善人真是个好听的名词。
海拉尔也不是个十分繁华的地方，而我初来乍到因为水土不服患了重感冒，一连几天闷在出租屋里无法出门。先去的同学拎了苹果来探望我，当时我正在备课，他窝在房东留下的旧沙发里，心怀不满地往嘴里灌着啤酒，金属制的易拉罐表面被他捏出一个坑，他说：“王耀，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除夕之前就可以申请回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从塑料袋里拿出未洗过的苹果，触手生凉，它在白炽灯的照射下红得发亮。
备课内容是陆蠡的《囚绿记》，在海拉尔寒冷的冬夜，我反复誊抄课本上的文章选段，出租屋里也是褪色的蓝木条嵌上不太明净的玻璃，我幻想或许在这段时间我也可以种点什么，让我的绿友攀上窗框，窗外阳光明媚，屋内宽敞明亮……我笑着，手中写字的钢笔稍有停顿，在纸页上留下一个扎眼的墨点。
这些想想就算了吧。
几天后我的感冒痊愈了，海拉尔越来越冷，昼短夜长，我整理好备课材料就准备去学校上我的第一堂课。
清晨公交车上通常十分无聊，那天下了场大雪，纷纷扬扬，天还没亮，周遭没有一个人在说话，昏暗的车厢里并不多暖和，我尽量往窗边挤，因为我身旁坐着一个高个子的斯拉夫人，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这让我局促不安。他似乎有注意到我冻得通红的鼻尖和结了霜的睫毛，于是解下围巾替我围了一圈，我猛然间撞进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他看着我：“我瞧你实在太冷了。”
我对此类突如其来的关心感到不可思议，双手颤抖地拽住围巾，偏生这个斯拉夫人像个没事人儿，似乎我们早就认识，用一条围巾御寒再正常不过。
“谢谢……”我感激不尽，毕竟身处异乡能碰上这么个热心肠的人真是不易，“您不冷吗？”
“这儿可没我的家乡冷。” 他语气里透着几分得意，“北边，我从俄罗斯来的。”
我把半张脸都埋进他的围巾，很软的羊绒围巾，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比安心的味道。这下我大可向他靠过去，听着他不温不火的寒暄，与他共享一条围巾。
他低头瞥见我挎包里露出的语文课本和蓝色封皮的备课簿，问道：“诶，你也是老师吗？”
“算不得老师。我还是师范大学的学生，假期来镇上小学支教的……您是？”
“我叫伊万，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布拉金斯基。我在镇上小学教英语，很高兴认识你。”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手，“你放心，我的口语没问题。”
风雪拍打在车窗上，前方曙光熹微，我渐渐看清了他的脸庞，绝对称得上英俊，和其他东欧人一样的高鼻深目，嘴角上挑，笑意浓重，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仿佛变成了他的熟人。那只手看上去和它的所有者一样值得信赖，所以我握住他的手：“王耀…您好。”
我就这么遇见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