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常明

        我不喜欢“劳动人民”这个词，每当我看到“劳动人民”这四个字，就想起了二世而亡的秦朝。暴秦无道，商鞅无良。助暴秦灭六国的法家商鞅，在其眼中，百姓只是君主的工具，君主要绝对操控百姓。他为了塑造绝对君权，提出要”弱民“，他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朴则弱，淫则强—《商君书》“为了弱民，他要“愚民”，他说：”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为了愚民，他提出农战：”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商君书》“他认为使民一心务农便于统治，因为务农无需太多思想，长期务农则民少知虑，少思考，而只剩下纯物质性的体力，则易于操控。因此，商鞅说：”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

       为了“驱民于农战“，商鞅主张灭学术、商业等活动，他说：“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可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必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商君书》“商鞅还禁止道德，他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商鞅所要禁绝的礼乐诗书等皆属儒家之主张，儒家认为，人非仅肉身，而是秉有上天生生之德的神圣存在，个人和政治惟一的使命，便是守护彰显此上天生生之德。而一个有德之人，首先便是自觉，自主的人，这样一个自主的人，当然不易被君主操控，所以，法家商鞅必要灭儒家之德。一个有德之人，自然会与他人相通联合而为团体，在政府之外而另有团体，这些团体将会彼此联合而抗衡政府，为塑造绝对君权的商鞅当然要禁绝儒家之德，破坏人间之信任，他的做法是：“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书》”。他逼迫百姓互相监视，则民间毫无信任，断绝一切联合的可能，则政府权力便可以直接操控每个渺小的个人。

       商鞅的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发动战争，而且也必须发动战争，因为集聚起来的“劳力”不发于外，必会威胁到本国。商鞅说：“强国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弱；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商君书》”因此，秦国变为了一个战争机器，杀人机器，以斩首数量来定赏罚，《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

       秦惠文君七年，斩首八万；十四年（更为元年），斩首八万二千；十三年，斩首八万；秦武王四年，斩首六万……秦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二年，斩首四万；三十三年，斩首十五万；四十三年，斩首五万；四十七年，秦使白起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五十一年，斩首四万。——《史记》

        有人认为，秦朝的贡献在于废封建，立郡县。但我叙述暴秦这一段史，重点并不在此。我的重点是，暴秦灭德，愚民，弱民，驱民于农战，把活生生的人变为了一个个物质性的体力，一个个战争机器。这是露骨的“把人当物看”，而不是“把人当人看”。这是对人的彻底羞辱，是永恒的罪恶。这个罪恶，不仅仅存在于秦朝，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史中，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

        把人当物看，则人的价值只是他肉身的劳力，劳力是物质性的（注：所谓脑力，亦即思想，也是物质性的。因为一般所说的思想，皆因识别外物而起。当思想不能自由时，也是物质性的，因为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固化，凡固化而不自由皆属物质性。），劳力的目的也是物质，由肉身所组成的国家只是更大的物，国家的目的也只能是物质的，这是人、国家和政治的物质化。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趋向于固化，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则是权力阶层的固化，国家目的的固化，政治主张的固化，亦即，整个国家只有一个阶层、一个声音、一个主张是绝对的，其他阶层、其他声音、其他主张并无主体地位，只是工具性的。文化、宗教、教育、政治都必须服从于一个阶层，一个主张，这是整个社会的固化、工具化亦即物质化。当整个社会物质化之后，在上者奢靡无度而不关心人文精神，在下者奔走衣食而不得，无暇顾及人文精神，而本该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在权力的恐吓与收买下黑了良心，依附于在上者。因此，整个社会便只剩下肉身，而无丝毫精神性，天下生机已绝。

        物质是有形的，凡有形的都是有局限的，都是相对的，因此，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中，人们不认为有绝对的真理存在，任何宗教、文化、哲学，人们都视之为一家之言，并无绝对性，于是相对主义盛行；在物质的背后便是无尽的虚空，因此，人们在精神上是空虚的，于是虚无主义盛行；在宗教、文化、哲学中没有绝对，没有共识，那么，只剩下物质需要是绝对的，是共识，因此有的人衣食难求，有的人埋没在纵欲主义中；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中，人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物质集合体便是国家，因此，国家主义盛行；人是有精神本性的，当人生活在一个无丝毫精神性的物质世界中时，是苦不堪言的，因此当然要寻求解脱。于是，一部分人走向苦乐解脱的修行而不关心政治，一部分人走向了文艺；此时，如果有野心家，为国家提出了某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同时诉求于现实的物质问题的解决，那么，这些被物质埋没而深感空虚的人，很容易被野心家利用，而发生恐怖主义。

        在上者以物看待人，把百姓工具化，这是国家的物化；在社会中产生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纵欲主义、国家主义、浪漫主义、出世主义、恐怖主义这些物化的表现，这是民间的物化。国家的物化引发了民间的物化，这就是孟子说的“耳目之官不思，不思则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简译：耳目不能“思”，则只是一物。因此，当它与外物交接时，便自然被牵引而去）”在上者以“耳目之官”的肉身看待百姓，用尽各种办法，让百姓的思想和生活仅仅维持在物质水平上，久而久之，百姓也将自己等同于一物，这便是孟子说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但是，人是有精神本性的，深自反省，生而为人，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天然的敬意，无人忍心把别人工具化，也不忍心自己被工具化。可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化、工具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是因为人们认错了“主”才被奴役的——

        儒家认为，上天生生之道，化生并主宰万物，上天生生之道是宇宙唯一的主宰，人得此主宰而生，此主宰才是人的真性命。（注：精透的理解此主宰是重中之重，对上天生生之道较详细的阐述，请参阅本人《儒家之“自由”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文，在此不详述）孟子以天地生生之道为“大体“，人的肉身是天地生生之道的显化，孟子把肉身叫做”小体“（即上段的耳目之官）。在宇宙，上天生生之道绝对主宰万物，在人，则上天生生之道必须主宰肉身，即”大体“绝对主宰”小体“。但是，人自有身以来，便有一大迷惑，即以肉身之小体为自己，而不以天地之大体为自己。只愿以肉身小体为主宰，不愿以天地之大体为主宰。因此，在上者以肉身看待百姓，控制百姓。而百姓只以渺小肉身为己，面对社会这一庞然大物时，或麻木、或无奈，或避世，始终不能超拔于其中，凌驾于其上。因此，人们想以肉身作“主”却最终被更大的肉身集合体“社会”所奴役了。

        那么，自由之道何在？除非每个人真真切切的自觉到自己的身体中有“天”的存在，自己是“天民”（注：孟子语）而非肉身性的“劳动人民”。我们如何可以真真切切的自觉到“天”的存在？如何能确认自己真的是“天民”？此处所说的“天”，即天地万物一体之真生命，此真生命在人这里有其真切的发端——除了彼此相对分离的肉身生命外，我们还有天地万物一体相通的真性命，因一体相通，故不忍心害人，这是仁的发端（注：仅是发端）；因自觉到自己有超越肉身之上的天地万物一体之真性命，因而有人格的绝对尊严，因而绝不能忍受被任何人任何权势所奴役，这是义的发端（注：仅是发端）；若真不忍心害人，真知痛痒，则绝不忍心让这个物化的社会禁锢人的生机；若真知耻辱，则绝不肯被这个物化的社会所奴役。这便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大体），则小者（小体）不能夺也。—《孟子》“但我深知，这谈何容易！只能乞灵于上天能够听到他的子民发自良心的拒绝奴役的呼求，乞灵于每个人都能真切的自觉到自己是“天民“而非”劳动人民“。

        作者：何常明，十年前舍弃前作，开始独自研究。现主要研究儒家和三民主义。多年来，除研究外别无它事，他执守的是扎根天地、批判天下的儒家，虽境况窘迫，仍不忘先圣先贤用生命守护之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