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老外石彬伦故事，写下来大家评论一下。
石斌伦
学业经历：
本科：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
研究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工作经历：
CNN驻京办事处作助理
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的中国市场分析师
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公司北京分部高级咨询师
就这么一个履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那简直是高大上啊。但是这个老外放弃了这些光鲜高新的工作，而是追随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一条异乎寻常，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有点傻的工作。那就是爬长城，研究长城。下面摘录一段他的故事看一看。
“第一次爬长城是在1994年，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唯一的美国籍研究生。他素来好运动——在达特茅斯（Dartmouth）读书时，他就参加过大学赛艇队和越野滑雪队。他视远足为逃避城市生活的完美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的硕士论文以中文写成，论述的是董仲舒——一位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获得学位后，石彬伦决定不去学术界。他读研究生之前曾在CNN驻京办事处作助理，后来又成为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的中国市场分析师。但新闻界和商界似乎都不是他兴趣所在，多年来唯一未变的兴趣是远足长城。
1997年，他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那是真正的回归故里——他本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长大。虽身在家乡，他的心却在北京。他设法分神儿（“我劈了很多柴，”他告诉我。）在第一个假期他就回中国爬长城去了。那时，他已有利用业余时间写本关于明长城的书的想法，并开始阅读历史典籍。毕业后，他在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公司北京分部做咨询工作；每逢周末闲暇，他不是远足长城便是研读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工作一年多以后，他离开咨询行业，把全部时间用来做研究。他的目标是走遍北京地区的每段长城，读遍写于明代的与此建构相关的每个词句。
石彬伦还清了读法学院的贷款，还剩六万美元的积蓄。他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完成实地考察工作。他踏足一段段的城墙，做笔记，列表记录细节。他常望见远方还有更多城墙，他把它们的位置记下来，以便下次再来考察。这名单随每次考察而加长。1985年的一次中国卫星调查认为北京地区有三百九十英里的长城，但石彬伦发现的要比这一数字长得多。
他时常光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明实录》（Ming Veritable Records，一部明代逐日历史的翔实记录），找明代官员的奏章。有时他会找到一本关于长城防御的明代专著。有些书只能在别处找到，他只得花几个星期四处奔波。在南方，一个冰冷的图书馆，他找到一本详尽阐述重要防御工事的明代指南；据他所知，这本书自1688年起就不曾被引用过。他飞去日本，专为研读一本由明代兵部职方司郎中尹耕著于十六世纪中叶的鲜为人知的中国史书。石彬伦在东京待了三周，只在餐馆吃过两次晚饭。其他时候，他自己做意大利面，加白菜和西红柿酱，并浇上些酸奶——“这比奶酪便宜”。用石彬伦的话说。在北京，他在一栋破旧的楼里租了间房，房租每月两百二十五美元。密云公共汽车站离各段长城都不远，这里的面包车司机吆喝着问候他，“北甸子，六元！”北甸子是个村子，六元是石彬伦费尽口舌侃成的价钱。
离开麦肯锡后的四年内，石彬伦靠偶尔讲课赚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申请资助，此基金会有时会资助独立学者的研究项目。申请由一群不具名的学者评估，结果被否。有人写道，“此申请人无人文学科研究背景。”另一位评论说，“项目完成之可能性：不明。”翌年，经已是大学教授的昔日同窗指点，石彬伦再递申请。从八股文般的评语来看，此次的评估结果还算积极。（评估小组成员1：“我认为[此书]会成为阐释人文学科之高质作品。”）但这次申请仍被拒绝了。
石彬伦在法学院上学时曾交往过一位女友，是当时的同学，现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她很支持我，”他说，“我非常满足。”但他不断发现更多段边墙和更多明代文献；最终，他们在2005年分道扬镳。他说，“分手的原因之一，是她看不到尽头。”
我们第一次同去爬长城时，石彬伦已做了九年研究，最后四年为全职投入。但他还未发表过关于长城的只言片语，也未与学术界有任何正式接触。他非常谨慎，部分源于他已逐渐习惯于独自工作。他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结合进行到如此深度，至今无人能比（对于身处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来说绝无可能）。他的研究方法与他的登山装备一样异常严谨而独特。在他看来，他的日程表里还有一百多天的考察工作尚未完成，此时动笔毫无意义。
这些数字占用了他全部精力。我们同去东大楼时，他说这是那年他在长城上度过的第八十天。2005年，他有了新女友，K. C. 斯万森（K. C. Swanson），一位住在北京的美国人。“石彬伦喜欢用爬长城的日子做时间参照，”她说，“一天他告诉我，‘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纪念日，’他说我们是在他某次长城之行后两天开始约会的，有点像原始人根据火山爆发时间来标注日期。”
2006年，石彬伦开始做更多讲座——主要客户是Abercrombie & Kent，一个高端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书架几乎完全奉献给研究长城的书。他只有五张CD。他在这座城市密友不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能理解他嗜好的朋友寥寥无几。他从不将长城浪漫化，一直以一个律师和企业管理咨询师的精准态度来讲述它的历史。（石彬伦在讲述十六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对长城的袭击时，告诉我说一个蒙古首领曾采用了一种“会被麦肯锡公司的人们称为‘跟风战略’的策略”。）“几次我试图问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着迷，”斯万森说，“或许从感性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但石彬伦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同寻常地理性，却做着一件根本非理性的事。”
从他的故事可以看出来。国外的教育培养的人思维独到而且独立。更加关注自己的爱好。而中国教育培养出来更多是别人的标准，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