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通假字，就让人联想起，在学校学习的古文。通过古文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通假字。说白了，通假字就是古人的字不够用，然后就开始假借其它现存的字来达意，说出他们想表达的思想。通假来通假去，这就给我们古文的学习平添了很多麻烦。当然，那时仅仅是字不够用，想到的一个权宜之策，换句话说，使用通假字的动机是，字不够用。
当一种语言受控于政治，变成宣传工具后，统治者就开始对其规范了。一规范不打紧，倒无端给本来是表情达意的媒介，带上了好几顶帽子，把作为文字的工具分成三六九等，始作俑者就是秦始皇，比如“朕”这个字，先秦时还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字，“朕皇考曰伯庸”，堂而皇之地被屈原用在其诗作《离骚》中，但到了秦始皇，这个“朕”字就只能委身于他，从而一跃为尊贵至极的“朕”。
这倒也罢了，不想到了明朝的朱元璋，由于从一个放牛娃而一跃为统一天下的明太祖，之前一口一个“咱”字，怎么也改不过来，当皇帝了总不能再用“咱”了吧，他偏不，说以后这个“咱”就是“朕”，“朕”就是“咱”，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咱”字也被他抢了去。可见权力真是个好东西，说啥就是啥。
还有更厉害的主，凭空造了一个字出来，而且这个字还只能唯独属于她一个人，这个字就是“曌”，这个人当然就是武则天。我们听过，仓颉造字，夜有鬼哭，可见文字的创造多么神秘，且多么神圣的一桩事，可倒好，只要权力足够大，威望足够高，别说造字了，你取好的名字，叫你改了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历朝历代的避讳制度，凡一位皇帝名字里用到的字，任何人都不能再用，不仅名字里不准用，你写的任何东西里，都不准出现这个字，必须换别的字。后来这一制度蔓延开来，以孝的名义，渗透到民间，只要你祖辈的名字里用到了某字，你以后在写其它东西的时候，就要避开这个字，另换一个字，以表孝顺和尊敬，比如苏轼的爷爷叫苏序，苏轼在以后的文集里用字，或给其他人作序，就避开这个序字，而改用引字，可见这种避讳制度，是如何通过上层的推波助澜，而变得如此地深入人心。
正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通假字，避讳字，蔓延开来的就是文字狱。只要你写的任何东西里，用到抵触统治阶级的字，就是大逆不道，有心也好，无心也罢，结果就是不能出现这些字。当然，文字狱猖狂于满清，由于异族统治，人心思汉，统治阶级自然神经敏感，加之残明余孽，屡有复明之心，这让统治阶级更是草木皆兵。如果文章里用词不当，虽是无心之举，但只要你触及了统治阶级的那根神经，也认为你是有意为之，比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虽已经十分暴露，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好像犯不着大动干戈，但却由此开启了大规模地烧书，灭族，惨绝人寰，恐怕都要惊秦始皇于千古。
本是通假字，奈何文字狱。本是极尽平常之事，就是文字不够用，然后假借现有的汉字而代之，非常功能性的一件事，不想弄到后来，却一变而为，避讳字，甚而大兴文字狱。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要你乱说话，说话时要充分考虑到，哪些字不能用，哪些话不能说，这就变成非常政治性的一件事了。由文字的工具性，功能性，到政治性，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时性变迁，其本质就是权力的过度干预，当权力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时，任何呈现工具性的东西都要为其所用，染上权力的色彩方休，不然只能是一件孤芳自赏的工具而已，不过由于汉字音形义兼备，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音译错别字”倒成了另一片开采的私人菜畦，心照不宣，默默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