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在明朝称霸一百余年，终于衰落下来。明末清初，很多儒学大师都对阳明学进行了批判，甚至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清朝统治天下，依然尊奉程朱理学，将王学雪藏。王学就像南宋的陆学一样，被压制了数百年，到了明朝中期才重见天日。但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思想学说，不管被雪藏多长时间，最终都会被重新挖掘。

鸦片战争的爆发，预示着中国近代史的到来。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想从国外寻找救世良方，可维新变法、革命暴动都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很多人在研究国外新理论的同时，也在对中国的传统学问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盛极一时的阳明学。

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的魏源，还是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抑或主张革命的章太炎、孙中山，都对阳明学进行了研究，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信仰。魏源曾经作《王文成公赞》，对王阳明的心学情有独钟，并对王阳明的“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深切的感悟，体会了“知行合一”的意境。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军人物，可谓是学贯中西，甚至可以写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他用的就是借尸还魂的手法，并非真的要以儒学宣扬维新思想，而是以儒学为自己充门面。他借用阳明思想，主张发扬心力以救国，极力倡导“致良知”的学说，对纲常伦理进行批判。

梁启超服膺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将良知作为划分人兽的界限。良知是变为圣人的最佳途径，也是贤愚的分界。面对当时学术脱离实际情况的问题，也就是知行分离，梁启超写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批判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的弊端，极力宣扬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

章太炎对于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和“知行合一”学说都非常推崇，并将王阳明与子路相提并论。章太炎一生对子路最为敬佩，读了王阳明的书籍后，顿感又遇到了一位大圣人。早年章太炎学习自然科学，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后来却走向了主观唯心论。他对禅学研究很深，已经无人可及，无不是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

孙中山在接受欧美政治思想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进行了研究。他在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命题。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并不是朱熹所提出的“知先行后”，而是主张认清奋斗的目标，认清奋斗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后，再做出实际行动。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命题并没有摒弃“知行合一”的精髓，更没有让知行脱节，而是更灵活地运用了知行学说。

到了现代，新儒学兴起，又受到了阳明学的影响。新儒学分为新理学和新心学，以新心学最为风行。其中研究心学的知名学者有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贺麟。

梁漱溟与王阳明一样，在少年时候信奉佛学，因为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才转向了儒学。王阳明一生都在解释儒学与佛学、道学的异同问题，并真正地悟到了佛老之非。人本心所有的良知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可以背弃，否则与禽兽无异。梁漱溟还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一生重视乡村建设。他希望可以将学术大众化，寻求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好方法。

熊十力也将阳明学视为儒学的正宗，并对阳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熊十力提出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性修不二的哲学命题都与王阳明的思想有暗合之处，只不过更为深奥难懂。也许对王阳明思想进行直接阐释比重新发明新词来解释它的内涵更容易让人理解。熊十力是在阳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看法，有继承的印记，也有发展的痕迹。

唐君毅、牟宗三学贯中西，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十分精通。他们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经典哲学结合，从而创立了自己全新的学说。他们都毫不例外地靠近了陆王心学，并对阳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牟宗三将儒学视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将陆王心学视为儒学的正统。

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说弘扬陆王心学是中国哲学进步的标志。他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并提出“知行合一”新论。他从心理、生理的角度解释知行，以一切意识活动解释知，以一切生理活动解释行。他结合斯宾诺莎的身心合一理论，引申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

阳明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依然发挥了它积极的作用，并被很多有识之士继承和发展。进入新中国之后，王学似乎又一度被雪藏，淹没在客观唯物主义哲学的浪潮中。直到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竞自由，王学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人们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新解等都对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今社会也存在着与明朝中期类似的各种弊病，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不争论唯心与唯物，就事论事地评价一个人物，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做到了三不朽。他积极追求的精神、勇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学为圣贤的气度、经世致用的才华、传播思想的睿智，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对于后学来说，能从一个人的传记中看到很多需要模仿的东西。

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做了什么，还要了解他思考了什么。做到知行合一，就不会成为只知道空谈的无能之辈；做到了存有良知，就不会成为沦丧道德的无德之徒。缺乏信仰的时代，就需要身体力行地去寻找自己的信仰，然后为之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