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还没有嫁过来之前，爸爸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原是厂区的被称作圈房的房子里。后来76年地震，工厂把房子重建成了厂宅的住宅区，低价卖给了工人。那个时候爸爸已经十多岁，奶奶在家是家庭主妇，而爷爷是这个厂里的劳模，就这样三口人开始了在这个漂亮的房子里的美好生活。
妈妈说她嫁过来的时候房子的砖很漂亮，瓦也很漂亮。
再后来我出生了，小时候对房子的记忆是，我家的房子宽宽敞敞的，亮亮堂堂的，我常常在院子里跳着格子，常常会憋着坏地给在地砖的缝隙间爬行的小蚂蚁设置障碍。秋天院子里枣树成熟了，我会迫不及待的央求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摘上面的枣子，枣子又甜又脆，那么小的我一口气能吃二十多颗。院子里的地砖铺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院子这一头的房子里住着我和爸爸妈妈三口，那一头住着爷爷和奶奶。我常常在院子里穿梭着跑来跑去，从爸爸屋到爷爷屋，有时跑疯了，还会蹿到房屋结构相同的邻里家。
那时候我家的房子，不，整排整排的住宅区在我看来即壮观又漂亮。
这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对于我家和我家房子的美好记忆，这记忆温馨又美好，五彩斑斓。
都说女大不中留，而我一留就快到了三十岁，虽说在我这个时代，这也算很平常的事了，但也难免不了会有替我操心的“三好”邻居们，总想把我顺利地“泼”出去，可我一直也没有随了她们的心愿。
爸妈虽然也很着急，但他们始终还是照顾我的想法的。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是，“嫁个好人怎么都行，嫁的不好还不如不嫁”，我知道妈妈是不想给我这方面的压力，我很钦佩我的妈妈这样豁达开放，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发生着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马路修的越来越宽，城市环境越来越好，高楼盖的越来越高，而我家所在的平房小区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已基本属于鹤立鸡群，等着被高楼代替。
我家的房子也许是老旧了，也许是知道自己将来的宿命，它就那样平静的矗立在那里，虽然外表依然漂亮，但我知道院子里的地砖经过长年的踩踏，碎的碎，裂的裂，凹的凹，凸的凸，已经不成样子。屋子里原来洁白的墙面上也早已现出一道道裂痕，有些地方的墙皮慢慢的在脱落。爸妈结婚时的组合柜如今已成了老古董，微微泛着黄。我自己屋里的床还是早年间爸爸找人手工打造定制的，那时因为一个床头几乎要赶上一张床价格的一半，妈妈勤俭持家，而没有床头只是不美观但并不影响什么，也就没有按床头了。我也是很习惯的，自己一个人睡这样宽大的双人床，也是不亦乐乎的事。
直到有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很突兀奇怪的事，我有每天晚上睡前用手机听喜马拉雅播放名家散文，诗歌的习惯，常常是伴着广播入睡的。到了半夜，因为起来要喝水，发现放在枕边的手机不见了，我想这下好了，一定是掉到床和墙的空隙间了，因为空隙非常狭小，我只得打开日光灯，又拿来手电筒，找来一切能伸到那个狭小缝隙间的工具，开始搜救我的手机。
可是因为光线实在是不好到达那里，用棍子扒拉了半天只掏出一些堆积多年的已经结成像棉花套套一样的灰尘物体。如果这些“棉花”是红色的，它会像极了天上的火烧云。我这样折腾着，惊醒了一向觉轻的妈妈，妈妈来到我的小屋里，看我一脸困意又狼狈的样子，我告诉她手机可能掉到缝里了，我妈挽起袖子说了一句，“棍子给我”。
妈妈帮我找了半天似乎也并没有看见什么，“你有没有打个电话试试”，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马上用妈妈手机给自己手机打了电话，却是关机。这下我有点哭笑不得了，难道手机自己张腿跑了嘛！
“好吧，挪床吧！”我妈的劲头似乎比我还要大。“只有这样了！”
说干就干！
我俩艰难的一点一点挪着这庞然重物，渐渐的，空隙越来越大，可再看时，依然什么也没有。想想大半夜的，手机不翼而飞又莫名的关机，一阵空虚寒凉的感觉一下从脚底窜到脑门，难道进来人了？
这么说着，被妈妈轻轻拍了脑门，“你是睡傻了吧”，再好好找找。
就这样在战斗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床上裹着的被子里找到了丢失的手机，我和妈妈互相看看，笑得前仰后合。
是的，它就在那里！就像这栋见证了我成长的房子一样此刻就在这里，虽然它敌不过高楼那般的宏伟身形，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也没有体面奢侈的装修，也许在虚荣人的眼里，它可能就是一处“残垣断壁”。但是在我看来，它是有着家人味道和承载了我一切记忆，品尝着生活中酸甜苦辣的地方。
现在的我抱着一颗不骄不躁的心泰然的住在这个安乐窝里，而我家里也并不是买不起楼房，面对现在有不少人们对经济条件攀比衡量的形势下，我只想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像我的个人问题一样，该来的会来，留不住的则不强求。如王菲的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