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读后感
——Buchbesprechung von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ungen eines Europäers“
这算是茨威格先生给自己立的一本传记，那时的人们但凡有点文化，总会在暮年将至时想起给自己的一辈子做个结留个念，这么说来斐名文坛的茨威格给自己撰个生平，倒不是件稀疏罕见的事。
但为其他人写了一辈子生平传记的茨威格，给自己立的传却不伦不类得不像话。在翻译成中文足足二十七万字的长篇里，谈及自己私人感情生活的时候，只是匆匆拂过一笔，“我觉得我应该结第二次婚了”；谈及自己文学成就的时候，只在需要提及的时候附上作品名，仿佛他自己笔下的波涛不配为惊澜；此传序言的起笔张口就道“我从不认为我个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强烈的愿望，想向别人讲述我人生的故事”；正文的开头是歌德的小诗，全书的结尾着重强调“我讲述的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原来是一个谦卑到骨子里的作家。
也许一个读者在读《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时候，会惊叹于茨威格先生不朽的笔触，用恢弘的悲喜剧场面，刻画出了历史上十二位史诗般的英雄群像。便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会倾倒于茨威格那浪漫不渝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之下。若非是茨威格本人对他尊敬的名人由衷的崇拜，我便只能相信那是一个天才梦呓中见鬼般的心血来潮。
如果刚才提到的那位读者觉得食不知味，思来想去终是打开了这本《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大概就可以理解些这位谦逊的作家了。
茨威格在家乡维也纳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与其夸大那时的美好顺遂，不如说那是一段压抑而繁荣的拧巴时光。艺术之都维也纳，国富民康，巨匠辈出。青年们不谙政治，却深爱着艺术，崇拜着名人。茨威格也是一样，小小年纪在路上遇到知名艺术家的仆人，都要递上七分艳羡的目光。欧洲印象里那个不争也不抢，老实巴交的奥地利在老皇帝的统治下，偏安于一隅，宁静得百姓不识真正愁滋味。
坏处便是艺术的严重老龄化和中小学教育的滞涩禁锢。一群才华横溢的小孩子斗不过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的偏见，偏偏得板起脸扮大人；少女们被家庭女教师监视着出游，少年们逃学追歌剧，在咖啡厅抢阅世界各地的报刊新闻，聚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着一件时事或者甚至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大方地发表见解。那是茨威格那一代人与社会小小的抗争。茨威格还在自传中美滋滋地表示，他们甚至因此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辩证思维。
茨威格先生一生崇尚英雄，拜读天才。压抑的中学时期有幸认识了十六岁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少年人灵气横溢，对德语的掌握如纯火炮制般出神入化，胆识卓见深邃而灵动，让人敌不过他文字的癫狂魔力，让人不由得浑身震颤。
霍夫曼斯塔尔一开始从不以真名面世，谁人想得到文字的主人竟是一个穿着短裤，还没来得及长出胡须的中学男生！这情况类似于，以高考流水线而闻名的衡水中学里，有个秘密挂笔名的小作家，情节激荡，情感爆发，针砭时弊，别有洞见。夜深了，我们以为他在露台上瞅着白月光，抿着毛尖茶，其实他在宿舍上铺床帘里，挂着灯刷五三。
茨威格先生像个专业追星的小迷弟，是个从不毒唯的散粉通粉，走南创北为和偶像们握手留念，行注目礼，友好晤谈，要是能阴差阳错窥见一个作品诞生的全过程，那能让他比首次上任的接生医生还要激动颤栗。年轻的茨威格总是藏不住自己喷薄的感情，常常倾倒于一个有趣的人格，抑制不住地发出喟叹“啊，我太爱他了!”
与巴尔扎克这样贫寒困苦，靠写作谋生的作家不同，茨威格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奥地利犹太家庭，上大学时决意去德国新兴自由首府柏林深造。在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听课倒不曾有几天，周游欧洲列国，拜访世界名人才是茨威格的人生大学必修课。维也纳、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德国——他的足迹遍布欧罗巴海内外，这倒是毫不意外。
然而天才云集之处，便是茨威格的朝圣地，却也湮灭不了茨威格的针芒。一天早上，青年茨威格的父母怀着虔诚敬畏和期待的心情，把目光射向维也纳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新自由报》第一版上，瞅见了他们儿子的名字，这个儿子在学校里成绩不咋地，还有些与社会习惯相悖的轻佻习气，放家里也不引人注意。可在那天早上，这个乳臭未干的儿子却在奥地利言论先锋地的头版上，与社会饱学名流平起平坐了起来。这一幕让我这个读者光想想，屁股都已经挨不住板凳了，何况是那位当事人茨威格，看似安静地坐在早餐桌上，也许闷着头、强压着上扬的嘴角在叉一块糯松饼。
茨威格太爱他的母语，也爱惜极了他用母语篆刻的作品。倒不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自矜，而是出于茨威格本人对德语的深爱，和不忍亵渎德语的责任。直到茨威格晚年，他才开启长篇小说的写作，此前他一直在打磨他的中短篇和戏剧，类似《魔魇狂奔》《博弈人生》等构思机巧、情感勃发的作品，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跨越了语言和性别的屏障，都给世界读者展现以绕指柔情般的氤氲爱恋。
茨威格一生都是一个心思细腻而清醒的人，不慕虚名，不图虚荣，因而他在回忆录中给予年轻作家的忠告也十分中肯：
我一定劝他确定，先对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进行阐述或者翻译，一切牺牲自己、译介别人的活动，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比自己进行创作可以更有把握。任何自我献身中做出的事情，都不会是白费力气。
有人说茨威格太在意他的文学，不关心政治，并且是一个懦弱的人，不敢公开反抗法西斯，旗帜鲜明地抨击希特勒，不敢直面痛苦而做一个自我了结的懦夫。
这都没有关系，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已经无奈地表示，自己当初融不入英国绅士们的圈子，大抵是不爱管政治这个缘故。并且他承认他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很早就确认了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
他只是一个医者不自医的战士。茨威格调侃自己，当初他的俄国作家朋友的书籍在俄国被禁时，自己还可笑地安慰他，没事，全世界都有你的译本呢。直到1933年5月，支持法西斯的德国大学生和纳粹分子焚书，茨威格的作品也被焚毁封禁，茨威格终于不能再那般冷静地安慰自己了：你看没事，除了德语国家，全世界都有你的译本呢。内容还在嘛，只是翻译稀释点了原著，原著语言没了就没了嘛。
倘若茨威格先生泉下有知，发现我在读他的译本，一定会掀棺而起！
然后扶额笑笑。
—对不起先生，我这就麻溜去拿您的原作！—
就像茨威格五十八岁那年失去他祖国护照的那一天，想起他用半个世纪、臻于一生来教育自己做一名“世界公民”，然而真成了“世界公民”的那一天，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世界流民。世界公民的资格证原来是祖国人民的身份证，祖国人民都不是了，哪里还有底子和气度做堂堂世界公民？
一战期间，茨威格和他的好友罗曼·罗兰积极地宣扬反战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追求个人的精神独立。也许茨威格不是一个在政治上颇有远见的人，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我往往都是这样，对于新型运动含有的深层意义，一开始并不理解。”但这也无所谓，毕竟历史颠扑不破的道理就是当局者迷，只有极少数政治天才能洞见风云现世的真相和前路。看看今天就知道，当今疫情全球联动，中美关系扑朔迷离，有多亲密就有多敌对；欧洲反复骑墙，闻风而动，内部也时有兄弟阋墙发生。将来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国内局面就是万家争鸣了。茨威格那时也是，但他只觉得他们吵闹。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只记录了当时最显而易见的政治观点。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如一的人。而这清醒带给一个敏感而理智的人，却是一场心灵上的灾难。茨威格用他的理智判断，一战中认为反文明的战争不至于打起来，不愿将刺枪捅进手无寸铁的俄国农夫的胸膛；二战中认为希特勒上台并稳固政权后，便不会继续施加排犹政策，甚至自杀前都不曾得知集中营里的犹太同胞的真实下场，就连想都想不到——像茨威格这样心灵纯澈的人，若非眼见为实、有所耳闻，怎么可能想得到生而为人，竟可以这般残忍？！
罗曼罗兰对茨威格说，“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这些个别的人，但是它反抗不过现实生活。”这是罗曼罗兰一战前夕对他说的话，他却思考了一辈子。茨威格在一战中四处奔波，辅助反战演说，翻译反战作品，写剧本引导民众的精神走向。可一战还是将人撵成齑粉，炸成血沫，逼成饿殍。并且不但有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将茨威格印象里繁荣焕发的欧罗巴精神家园，彻彻底底毁成不可逆转的人间炼狱。
茨威格乘坐普通伤病车，那里面粪尿痰液恶臭，混着血的铁锈味，碘酒的冲鼻味，黑压压地躺满了呻吟的，面若死灰的普通士兵。
他记得有一个极其爱德国的犹太诗人，奉献了一辈子写诗爱国，却被希特勒赶出了祖国，垃圾一样被踢到天涯海角。
目光所及之处，有年迈的犹太教授拖家带口，指着地图上的海地——一个几乎不曾听说的极为陌生的国度，马上就要去那里行乞谋生了。
茨威格用眼睛都看见了。天性敏感的人最易感同身受，这个禀赋让人察觉得出人性细微之处，创作出不朽篇章，也让人承受本不属于他的那份痛苦。茨威格太疲惫了。
但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原本不是茨威格的绝命书，我在此书的前半部分还能感受到茨威格的风趣，看到一处他对生命无常的感慨。人们甚至可以查到他死前写给保尔柴希的一封信，那里面茨威格对两位因绝望失去耐心而自杀的作家充满了同情。
但是，也请你慎重地翻开最后三页，茨威格的笔触令你心惊肉跳，仿佛预示着什么未知的不详的事情。茨威格先生写道“我走回家去突然发现我自己的影子就在前面”，你惊呼一声，不由自主地想要抓住挽留那个影子，但最后一行字甩到你脸上，你吃痛放掉了影子，“但是每一道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繁荣和衰亡，这人才算真正活了一场。”
再没有后文了，只剩纸底的一片 留白，仿佛茨威格先生对他的读者们释然的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