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从不信星座的，这东西就像中国的易经八卦，没多少价值，但就是少不了有人去研究它，又天南海北的扯一大通无关联的东西来粘在上面，这就是易经新编了。
当然我这样说了，又少不了一些自认为资格老的人站出来指指点点，然后像所有我去请教如何写小说的老师一样，给我灌尽了鸡汤，问我懂了没有，我点点头说懂了，就飞也似的逃离，一个同学拦住问我老师说了什么，我说很温暖的鸡汤，他听了，用手拍着我的肩膀，就嗨嗨笑着说:“兄弟，老掉牙的说辞听酸了吧，你也写啊，你写的鸡汤比他们好。”
我倒没有这样做，那人的话也不能尽信，他是研究厚黑学的，吹牛和说话是同一种颜色。但我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写小说还是自己琢磨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就像做了一个梦，你又梦见了她，但你会问她还记得昨天在梦里跟她说过的话吗？不会的。
“然后，小说更像是一个秘密的职业”。这句话是萌芽杂志社的老写手马广说的，小说更多的是你情感的宣泄口，它自由而隐秘，不像戏剧一样千篇一律，受着层层束缚，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坐着，一个人笑，一个人哭，静静的在文字里潜伏。乎延云只有在最黑暗的时期，才写的出让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嬗变，贾平凹只有在最迷茫的时候才写的出废都，庄之蝶很可能就是从 “庄生晓梦迷蝴蝶”中找到的灵感。
我开始写小说了，就要学会忍受别人的眼光，把赤裸的自己暴露在天光下，这倒不是学李敖，李敖是台湾人，可以以骂中国人而出名，奇怪的是，柏杨也是台湾人，也是骂中国人出名的，他还写了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好像说的他不是中国人似的，好吧，我忘记了，他还不算正常的中国人，又坐过几年牢，有怨恨很正常。可惜的是，李宗吾也骂人，不过名声却限于四川自流井，他是地道的中国人，由此可见，老棒子的威力真是太大了。
我是不甘心跟着老师写留言条的，他们或许不会理解我们周围有无数个虫洞，也不懂为什么光是不可超越的宇宙原则，更不会知道时空回穿的祖父悖论和时空前进的速度超越，但我还是会好奇的问，老师，为什么苹果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老师就会很赞赏的看着我，骄傲而渊博的回答我，说那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那是一种地心引力，所有的物体都会被吸引而落在地上。
如果有一天，我也当了一个教师，我的学生也会问我相同的问题的话，我会很认真的告诉他，那是因为时空的扭曲导致三维空间出现了一定的倾斜度，这样就致使上面的物体不受控制的滑落了下来，尽管有些抽象，但至少能激发他无限的想象，不会那么空洞而死硬。
我开始写小说，像所有写作者一样，卑微而平凡，我开始秘密的去研究中国的八卦和西方的星座，原来我也带着连我自己也不敢去承认的目的性，和那些执着的人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异于常人的生存能力，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能让我们自由呼吸的间隙，同时，我明白了红学兴起的必然性，毕竟，只有一个袁隆平。
写什么，怎样写，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什么样的形式技巧，怎样设置人物的性格，是一层还是多重，或是突转，什么样的故事情节，什么样的自然过渡和逻辑自洽，什么的整体构思和曲径通幽的结局处置，钟念念在萌芽的文中说写过就算完成，我并不认同，写过才刚刚开始，夜X花五年时间写八万字的盲神，中间反复删改，唐隐写完唐朝悬疑录后，就义无反顾的爱上了唐朝，而东野圭吾则始终在研究怎样杀人，构思不一样的杀人结局。
昙花一现的我不甘心，或许最终我成了一个笑柄，连昙花都算不上，但那又如何，我不在乎，你的眼光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价值。我要写完美的，我要追求极致的，谁让我是处女座呢?
大概是处女座的人，都有一种完美的情节，就像插花一样，每一朵单独的花都是艺术的因子，最后合成“完美”。
金庸说历史小说就是三分历史，七分虚构，但他的小说有的连三分历史都是虚构的，这或许并不矛盾，寻秦记就是最好的例子，神话也不外乎，最终，历史也是为了小说服务，史记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呢。
我开始泡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史书没看几本，倒先爱上了吐谷浑，不要读这三个字，因为你会读错。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梦想着青海骢，让它带我驰骋在西北的大草原上……而英语老师总会在这个时候打扰我所有的幻想，她会拧着额缝，挑着小眉，半怒半笑着说，啊啊，又是你，总是不在状态。
这倒让我想起了白兰地上，伏埃城里那些扎着无数个小发鬓的女子，她们有雪山的圣洁，有青海湖的湛蓝，有草原人的豪爽，又有汉族人的风情，而英语老师很适合这样的角色，当然这只能做原型设定，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还需要众多其他的性格加以融合，但基本的主线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基本的工作做好以后就是把你预定好的线路一点点按下来，当然写着写着你觉得原本的设定瑕疵太多，漏洞太大，也没有独立感，这时就会脱离原来的路线去创一个新的思路，这是常有的事，但最终结局通常不会变的。
当然在写的时候，还会面临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去处理人伦的矛盾问题，莫言描写的多是农村屎尿横飞的场景，阿诚是吹牛高手，上通下达，贾平凹的废都直接被评了二十年的黄色小说，余秋雨是接文化天线的人，写的挺艺术，对历史，对现实，对庙堂，对乡土都有涉及。在这个巨大转型期的时代，似乎越矛盾就越是出色。
有人说，这是一个用“肉体”写文的时代，有人用欧土的风格来标榜价值，日本的也有，比如说川端康成，当然中国最好的例子就是莫言，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度。
当然不管怎么写，你都要注意个人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许小说并不“小”，也不能随便“说”。认识这一点，你才会真正理解“小说”。
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细节的人，每一点都要雕琢的清楚，当然，又自认为学了点逻辑学，每一个情节都要有严谨的推理，我宁愿败在大局，也不愿输在细节，大局败，尤可东山再起，细节输，就是致命伤，其实我认为，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让他们很自然的串联起来，这就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城池，里面是一座辉煌的王国。
当然，也许我眼中的王国，在别人眼中就是一堆沙土，又或许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都如别人所说，不过是一群文字伪青年罢了。
但无所谓了，管他呢，你需要文字，我也需要文字，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至少我们证明了文字还是有价值的，从几千年的历史走过来，它不是一个标本，它还是一个生命，僵硬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