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按中国的农历计算应该是万历十五年的九月。一位大臣上疏保举戚继光重新任职，这一建议使当时的万历皇帝深感不悦，上疏的大臣被罚俸三个月。皇帝不悦的原因全在于戚继光和张居正的个人关系过于密切。而在这次上疏事件过后仅仅三个月，戚继光便与世长辞了。

  戚继光的一生纵然令人同情，可是纵观万历一朝的武将，其不幸又不仅只有戚继光一人。戚继光的谢世虽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荣哀，然而他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同时期的将领。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也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及能力，但却屡遭参劾并受到申斥，最终壮志难酬。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是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他待罪立功，最终血洒边关。戚继光的部下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都先后遭到参劾，最终都受到了革职或戍边的处分。同时期的将领中，只有刘显是个例外。虽然也是屡遭参劾，但仍是岿然不动。这倒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在西南边疆征剿“土蛮”的重任，而且这一战争旷日持久，朝廷上下一时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取代的他的指挥权的。

  这些令人怜悯的遭遇，对于本朝的武将来说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追根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总的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容的。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有时候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文官施政的前提是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不被打破，如果事情弄到必须使用武力才能解决，对于文官们来说无疑是失败的象征。文官们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该加以压制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暴动，那更是痴心妄说，因为从文官们的所谓道德来说，天下的事物都是可以拿来共同分配的，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而对于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历练使他们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战争的残酷要求他们必须具备：能够审时度势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及决心。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不决。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性命视为赌场中的筹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文官们则以中庸之道为待人处事基本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们在血雨腥风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过是短暂的局部的胜利而已。

  本朝之所以如此的重文轻武，有鉴于唐朝的藩镇的跋扈，所以从洪武皇帝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作风。经过了一百年左右，到们本朝中叶，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相对的，武将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的出现，究其根本在于本朝的一元化政治组织，一元化的思想基础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那么和一元化的统治原则是大相径庭的，而一元化的统治也就不可能如预期那样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的确立及完善，使得武将们即使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片辞藻华丽、精彩绝伦的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本朝的北部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计其数。而东南沿海也经常遭到倭寇的蹂躏。本朝军事上的窳败已为天下人所共知，但是其败坏的程度却是出人意料的。

  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之前，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倭寇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孤军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走秣陵关至宜兴，退后至武进。虽然后来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然多达四千之多。而南京身为本朝陪都，据记载卫戍部队有十二万人之多。倭寇这样的军事行动对于本朝的军事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戚继光所面临的任务也是前所未有的艰巨。

  面对这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是单纯的击败倭寇。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上任之后开始有条不紊的实施他的建军方案。戚继光决心以他自己的方法组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所以在新军组建之际，他亲自宣布了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额，拟定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通讯器材等等。甚至规定的干粮的制作方法。而新的建军方案的核心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 

戚继光确立的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的“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在作战时必须相互保证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戚继光的建军方案的细致程度，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而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所必须的文字材料，要么就是曾经存在过，但是早已不合现状；要么就根本没有存在过。所以戚继光才会不厌其详的在他的建军方案中作出规定和要求。

  不管戚继光建军初的想法如何，他殚精竭力所组建起来的这只军队都被打上了他的烙印。若干年后，当这只军队在战场上杀敌建功、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时候，他们被人们称作“戚家军”。这就与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眼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戚继光本人和张居正的私人关系又过于密切，所以后来戚继光的被参劾也就在文官们的计划之中。

  还是说回到戚继光所直接面对的敌人——倭寇。令所有人想不通的是，16世纪中叶，日本这样一个小岛国竟然能够严重威胁到本朝东南沿海的安全。合乎逻辑的现象是明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还在处于内战的浩劫之中，法律和纲纪更是荡然无存。而我们的明帝国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和原则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就像人的大脑指挥左膀右臂一样，极少发生违令不遵的现象。而且我们的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可是这种跨海攻击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的帝国来说只能是黄粱一梦。至于为什么我们的帝国不能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那就涉及到了我们帝国的军事制度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详细阐述了。下面我来说一下戚继光的敌人“倭寇”。

  当时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抢劫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登陆以后他们不是马上就进行搜刮，而是首先建立根据地，然后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不都是来自日本，还常常混有很多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而倭寇入侵的原因，和国际贸易有直接的关系。明朝禁止民间海运通商，虽然已经宣布了法律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实施的。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家的走私贩子，都纷至沓来碰碰运气。这些走私贩子所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三十尺，船壳最厚的地方达七寸，其性能和作战能力超过了当时中国的所有战舰。

  据说，在这走私活动极盛的时期，每天大概有大小船只一千至一千二百余艘在东南沿海活动，当然以上数字有所夸大，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走私活动的猖獗和明朝军事的无能。走私者们的活动范围不止日本沿海及我东南沿海，其活动范围从日本各岛至暹罗湾（即现在的泰国湾），形状有如一弯新月。在明朝海军力量所不能到达的近陆岛屿上，走私者甚至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类似法庭这样的机构可以解决走私贸易买卖双方合同和债权等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仲裁者，并逐渐被认作是海上的权威，成了头目。

  这些头目和东南沿海的士绅相互勾结，有的甚至结为秦晋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当地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的统治。

  倭寇的肆无忌惮的军事活动，迫使帝国政府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及军事上的虚弱即曝露无疑。

  在战争的初期，我们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倭寇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倭寇们能熟练的使用双刀，在作战时他们能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倭寇们用班长或排长手中的扇子作为指挥的信号“旗”。当双方开始接触，扇子向上挥动，则刀锋也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被这动作吸引的时候，他们就在班长和排长的统一信号下，突然倒转刀锋向下迎头砍下。这种刀的长度仅仅五尺（2米左右），不过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可以在一丈八尺（5-6米）的方圆内对杀伤敌人。倭寇其他常用的兵器还有弓箭和标枪。虽然有记载说火枪是由倭寇带过来的，但是在实战中倭寇并不喜欢使用火器。只是偶尔使用大炮，不过这些大炮也是从中国军队手中缴获而来。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股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股部队之间的行止必在严密的相互照顾之下。他们之间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他们非常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能熟练的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的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前面等方式，造成了中国军队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军队根本无法应付这样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在面对这样的战术时，也只能凭血气之勇冲击敌阵，既无有效的阵型，也无侧后的支援，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了。

  所以虽然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决心要打击倭寇，并一再强调政府已经派出精锐的官军进行围剿，可实际上却是明朝的“业余”军队对付日本的“职业”军队。

  戚继光在着手组织他的“戚家军”的时候，并没有像原来一样用来自军户和卫所的兵源，而是申请政府批准他另行在内地招兵。由于政府已经深切了解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了戚继光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的税赋作为招募和训练新兵的军费。对于政府的这种支持，戚继光只能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来回报。

  戚继光认为在部队建立铁一样的纪律是保证在战场上不断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前文所提到的“连坐法”虽然在实际的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是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面对强敌之前不易崩溃。而戚继光的赏罚原则又不仅仅是简单的更具战斗的胜利来执行的。有时虽然战斗失败，但是将士英勇，顽强杀敌，则有功者也是要受到奖励的。相反，战斗虽然胜利但，作战不力者也绝不姑息。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委实让人不寒而栗。就连士兵擅自离队去小便都回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传说戚继光的二儿子就因为违反了军纪被戚继光毫不犹豫的处死了。可是这种严厉的军纪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造就了一只拥有钢铁一样意志的，永不言输、能打硬战的部队。后来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有他从江浙带过来的三千兵士能站在大雨中屹立不动听完他的训话。

  一方面戚继光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戚继光也注重对士气的鼓舞。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士兵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只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对于训练戚继光根据专家的口授，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书本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每一个战术动作做了分解。例如：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两个部分；一种姿势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两种因素；有攻击的同时就有防御。总而言之有阴就有阳，有阳亦必有阴。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以至于和尚都被征召入伍。可是当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败的时候，当局者才认识到战斗的成败并非取决于个人武艺的高强，而在于整体团队的协作。戚继光在训练这只军队的时候除了注重士兵的个人武艺训练外，最注重的就是团队的协作训练。

  戚继光对他的新军做了如下配置：每个步兵班配队长一名、伙夫一名，战士十名。十名战士中有四人手持长枪作为主要攻击手。在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最右边一人手持大型的盾牌，最左边一人则手持小圆盾，剧中两人手持长约一丈三尺左右的大毛竹；在的整个攻击小组的最后端是两名手持火箭的士兵。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所谓的“鸳鸯阵”。

  戚家军还是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制式装备，这说明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这倒不是戚继光不想让自己的部队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而是其中牵涉到了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过军队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他敏锐的洞察到，倭寇的特长是在于陆地上作战，水战的能力反而底下。俞大猷主张，击敌于海上，在给总督的禀帖中，他强烈要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海军。但纵使他是一代名将，其声望和功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于帝国军队建设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

  俞大猷始终不能理解，他所提出的建议已经超出了军事的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政治的问题。他曾向中央政府要求自己一人统领广西地区的数万士兵和数百战舰。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如果他的要求一旦得到满足，那就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制度就得全部更新，与之相对应的是军队的后勤建设和管理也得全部更新，纵然这些更新可以使国家和军队变得强大，但是就实际操作而言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俞大猷不能预见到，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是断然不能相容的，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我们的帝国显然属于后者。

  跟俞大猷相比，戚继光的建军思想显然更符合我们帝国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去触动国家体制，而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脚踏实地的实行自己的计划。

  刚开始第一年，戚继光的部队只有区区三千人，可是一年之后就扩充到六千人，又一年他的部队就到达了一万人。可是他却并没有要求政府专门为他的部队设置后勤机构，甚至连兵器也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放，而是由各个州县分散供应，这样所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武器质量参差不齐。所以戚继光在日常的训练中就对兵器的使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俞大猷理想中的部队，是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用来供应一个士兵，用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和俞大猷不同。他认为，帝国的军队应该是一支全能型的军队，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帝国内部的叛乱而非抵御外部的侵略。我们的帝国幅员辽阔，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想要镇压各地的叛乱，不是一支高效的机动部队可以完成的。以往的经验是，部队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会被叛乱者死死的吸住，叛乱者不但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还熟悉当地的民风，部队因而陷入被动以至于无法发挥出质量的优势，最后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因素就是人数的多寡。

  戚继光与俞大猷相比，在建军思想上更为实事求是，他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具体的募兵原则上。戚继光找招募农民而从不招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必属狡猾无赖之徒。当然他的这个看法是片面的。不过结合实际，当时城市中只要有真当职业者，是断然不会来从军的，从城市来从军者，大都是一些无业游民，他们从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一旦另有机会他们会马上选择另谋高就。这样的人一旦上了你死我活的战场，怎会奋勇杀敌已死报国呢？所以戚继光制定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标准：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者一概不要，因为以上就是城市无业游民者的典型特征。在这一奇怪的标准之下，戚继光所招募来的大多是淳朴可靠青年农民。而前文所提到的鸳鸯阵也是针对这些人的特点所设计的。

  戚继光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士兵的日常军饷大体和当时农村中的短工的收入相等。但是，戚继光却另外设有奖金——作战勇敢，取得敌军首级一个奖白银30两。这30两白银相当于现今的15000元钱，在当时也够一家老小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年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戚继光部队的战绩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只部队在所有对倭寇的战斗中从未败过。这些军事胜利除了部队士兵本身军事素质过硬以外，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了决定战役胜利与否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的性格周密而细致。在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其他统帅根本不会察觉的事情，都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例如：交战前士兵上厕所的次数，戚继光认为这可以反映出士兵心理的紧张程度。除此之外，戚继光还会通过观察士兵的脸色来判断士兵的紧张程度。他认为一个过渡紧张的士兵，上了战场是会逃跑的。所以除了用前文所提的“连坐法”来防止士兵逃跑外，在战术的设置上，戚继光也尽量让士兵在攻击时能处于一个相对隐蔽的位置以使士兵壮胆。

  战前的侦查任务更是戚继光所有战前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通常前两三天戚继光就会要求他的侦查连每隔一个时辰向他报告一次敌情。他用红色和黑色绘制地图；如果有条件他还会要求把敌情制成沙盘。他的部队配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表，当时没有钟表，可是他用一串念珠作为计时工具来准确的判断时间。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考虑、掌握之中。有这样的统帅在加上部队平时训练有素，戚继光想不赢都难。

  戚继光部队的多次胜利，不仅让戚继光声名远播，也让部队的士兵信心大增，他们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其他部队难易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到了1564年戚继光和他的部队在仙游大败倭寇，戚继光趁势肃清了倭寇的据点。这一次战役的胜利，使倭寇放弃了来中国捡便宜的想法，剩下的一些海盗已属于中国人，他们无处藏身，只有不停的在海山流窜，至此我们帝国的抗倭战争大功告成。

  在抗倭战争中取得辉煌战功的戚继光，并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而发挥他能力的将领。他的成功，在于他清醒的认识到了现实的环境，提出了唯一可以被执行的方案。他知道，在一个文人唱主角的政治舞台上，军人想要和文人并驾齐驱，是绝对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