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是一位1941年出生的阿婆。今天恰好无事，饭后坐在客厅与阿婆拉家常，听她说起过世的先夫张老师，才清楚她原是个有故事的人。张老师生前是医大返聘的病原生物学博导，远近闻名的至善之人。1938年出生的张老师，论起来应该算阿婆的远房表亲，两人都是苏北人，六几年结婚后便来到这个城市生活。张老师因为学业优异，毕业后就被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杏坛生涯。年轻时，阿婆净身高165cm，是跳拉丁舞的一把好手，而张老师笔直纤长、木讷温柔，才学广博却万事不争，两人亦可谓郎才女貌。张老师生活里是十足十的老好人，很受学生们爱戴。大家劝他入党，好几年竟说不动这位平时极好相与的老好人，后来最亲近的工作拍档细问，张老师才说出实话：“我爱人家庭成分不好，怕入党后要与她'划清界线'”，周遭人拼命跟他解释听，让他明白其实根本不是这一回事情，他才终于入了党。后来他成了省级的优秀党员，临终时亦得党旗盖在遗体之上。三十出头时，张老师被学院派去欧美诸国做访问学者，原以为与阿婆小别胜新婚，没曾想一去十年，重来回首已是四十挂零的尴尬年岁。因此，阿婆一生都未得自己亲生骨肉。而仪表堂堂、才气纵横的张老师，即使孤身治学他乡经年，也不曾让阿婆以外的女子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为家族诞下哪怕一男半女。两人就这样枯守着那断章似的少年夫妻情谊，直到张老师回国与阿婆团聚。一对中年伉俪，携手继续走了二十多年，不曾有亲子承欢膝下，便收养了张老师三弟的大女儿，倒也和乐融融。一位誉满学界的大教授，1米78的个头，每天最惬意的时光，竟然是挤在小厨房里帮妻子洗碗切菜打下手，两人一切皆是共用或联名——银行卡、饭卡、理发店会员卡…仅有一样是只署了阿婆一人的名字——张老师为家里添置的两处房子的房产证。六十几岁时，张老师带着阿婆去参加澳洲的学术会议，她坐在悉尼歌剧院楼下的咖啡厅里远眺，楼上是正在开会的爱人，阿婆感觉内心平静而殷实。回国后的一次体检打破了这份平静，张老师竟然已至食道癌晚期。阿婆默默把被褥搬到了医院，开始照料服侍张老师每日的吃喝拉撒。为什么不请护工？阿婆沉下眼帘：“就是想多尽尽夫妻义务”。临终遗言，张老师只说一句：“我唯一挂心只一件：我妻子周颜的幸福快乐…你们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她！”四下无声，举座恻然。阿婆花了整整半年才从晚年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的饮食与作息。院里一位同样丧妻的教授向她求婚，她摇摇头：“我这辈子，结这一次婚足够了。”她只是觉得寂寞，不敢一个人入睡，别人夸她时依然会像小姑娘似的两手捂脸羞得泛了桃花晕，可知，张老师将她护得多好。谁不想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情爱，奈何如张老师这般的人，如阿婆这般的人，太少，太少。我羡慕。愿张老师能在天上守护着阿婆，此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