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湘勇元老中的元老，王錱先于曾国藩创立湘勇，湘勇的草创时期他已在与湖南各地叛匪的交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兴办的团练也是以王錱和罗泽南编练的湘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曾国藩仅凭着高官身份就能后来居上，这让王錱颇为不爽。他认为这个一脑袋科学文化知识的腐儒未必有什么真能耐，自己身为百战之将却只屈尊于一名领着还不够一个仪仗队人数的营官，为此，他早有脱离曾国藩自成一军的想法。
罗泽南在南昌兵败，四名营官，数十名兵勇战死沙场噩耗消息传来，王錱表现得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立即向曾国藩请示，要求曾大帅将他所率的营部扩增到3000人，以赴江西一雪前耻。
曾国藩知道王錱向来恃才傲物，不甘为人下，扩军复仇只是王錱想扩充势力，以图拥兵自立的托词。作为一军统帅，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容忍王錱的这一行为。湘勇初创，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将士的军心，如果这时候让王錱自立，其他将官未免也会效尤，此口一开，无疑会动摇湘勇全体将士的军心。
王錱年少气盛，才大志高，若让他独当一面自立统帅，难免会轻浮焦躁，不如先挫其锐气，使其沉稳持重之后，方堪大用。
再者，王錱向来反对曾国藩将各儒将收为自己门生以增加个人伦理关系的做法。王錱向来只服他老师罗泽南一个人，他所招募的壮勇也只限于湘乡一县，湖南其他县区兵勇一律不收，这正好与曾国藩广纳贤才的想法相左。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后来曾国藩和王錱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湘军远征时曾国藩独把王錱一营留守湖南，使得两人关系更加恶化。后来王錱愤然投入骆秉章帐下为其所用，而骆秉章与曾国藩又有宿怨，这也使得王錱与曾国藩的关系趋于决裂。
后来有一次，王錱出征，杀敌30余人，王錱和骆秉章向朝廷谎报获得大捷，知道实情的曾国藩一点也不给这位老部下情面，他亲自草拟了一份奏折试图据实上奏，好让这位恃才傲物的老部下落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好在当时已是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将曾国藩的奏折给改了，才为骆秉章和王錱两人避免一场大祸。可见曾国藩与王錱之间的交恶几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王錱死后，其父曾感叹“吾儿不死于贼手，而死于小人。”这话里，似乎也别有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