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蒋家王朝”的崛起

（1）

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了，这个消息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中都有登载，特别是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把蒋介石归来在码头受欢迎的照片都附了上去，让关心时事的人已经闻到了一种气息。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李宗仁与唐生智发生的宁汉战争，已接近尾声。

十一月十五日，在程潜的江左军和李宗仁的江右军合力攻击下，再加上那个在江西倒戈的朱培德，已经把唐生智赶出了武汉三镇，让他逃到其老巢长沙去了。

此时的唐生智，其身板却更加削瘦了。由于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本来就像一张灵猴似的脸，却更加像了。此时，他已失去心高气傲的劲头，剩下的就只有沮丧与愤恨。

他的四个军已疲于奔命，即使退到了长沙，也免不掉程潜会杀回来。所以，眼下的事情最好是引咎辞职，把自己暂时退隐起来，以确保他的军队能够保全。

于是，他也玩了一个“宣布下野”的把戏，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就逃往日本去了。

接下来就是程潜进入湖南，对唐生智的军队进行改编。

对于被打败的军队，其改编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无条件地接受“肢解”，然后使原来的骨架荡然无存。

就在这节骨眼上，从日本回来的蒋介石，却给了一个优厚的条件，这让李宗仁与程潜也不得不让步，把唐生智四个军的番号保留了下来，而且还给予相应的自由。

这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高招，也是他回国后打的第一张牌，其目标是对准李宗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他认为，要东山再起，首先就得扳倒这个委员会，所以他不能放弃一切可以损害特委会的机会。

蒋介石的这一招的确厉害，让本来面临被“肢解”的唐军一下就看到了希望，于是马上就昂起头来，和程潜讨价还价，这样就保住了他们的番号。

蒋介石的“收编”计划虽没成功，却帮了唐生智的大忙，使南京特别委员会不得不让步，这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从实际效果来看，他是在拆李宗仁的台，让本来要做“叛军”处理的四个军，一下却变成了“宝贝”，只有“安抚”的份，还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这是蒋介石回国的第一招，但李宗仁却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几个败军之将，已山穷水尽了，却突然“强硬”起来，这是为何？原来是蒋介石开了大价钱，真令他沮丧！

原来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他在上海的势力却没有削弱，这个可以从白崇禧就任上海市警备司令以来其经费还得从南京拨可以看出，因为他根本不能在上海筹集军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蒋介石已经打过招呼，桂系势力休想侵入他的势力范围。

所以李宗仁相信，蒋介石有能力收编军队，这个阴谋不能让他得逞，不然这些军队将来就是他看家护院的本钱。与其这样，倒不如做个人情，依了刘兴。

（2）

蒋介石从日本回来，让一向省心的李宗仁突然感到了压力。特别是蒋介石回来那出手不凡的第一招，让他不得不另眼相看。还有那归来被欢迎的场面，其排场不亚于一个国家元首的出访，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蒋氏集团的人并不甘心其主子的下野，而是要把他推上东山再起的宝座。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如果要卷土重来的话，首先针对的目标就是他本人，原因是他的“下野”，是由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借助于何应钦一时的愤懑，把他“挤兑”下去的。这次他到日本去了，究竟干了些什么，还真说不好。万一他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再搞出点什么名堂，他们岂能是对手。所以，有一股无形的风好像从某个阴暗的角落已经吹了出来，让李宗仁感到背脊有些发凉。

李宗仁和蒋介石原来并不认识，就像两条根本不相交的直线在各自的平面上延伸，但突然某一天，历史却把他们固定在了一个焦点上，于是，就不得不相撞在了一起。这个焦点就是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以及后来的“四一二清党”。

在北伐中，蒋介石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本来不同路，但是当攻下武昌后，第七军就坐船南下一路横扫，这样就一直打倒安庆、芜湖一带。如果不是程潜的第六军在攻打南京，那李宗仁接下来就有可能进攻南京直下上海。但此时蒋介石已进入上海。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发现共产党居然在他还没到达时，就发动了第三次武装暴动，把孙传芳的军队赶跑了。这就给他一个信号，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壮大，一旦得势，他们这些人就永无宁日，于是决定与武汉政府彻底决裂，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国民政府。

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是不敢单独行动的，因为他处于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的包围之中，而李宗仁的第七军实力最强。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七军拉过来支持他，然后打压第二军和第六军，这样才能让理想变成现实。

事情决定后，蒋介石就以总司令的身份通知李宗仁来上海开会，其实就是拉拢李宗仁让他上贼船。

李宗仁从小被灌输的是“忠孝节义”等封建思想，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而且很反感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有损地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反共”的，这样就和蒋介石一拍即合，马上成了志同道合的盟友。

但是，蒋介石的为人，李宗仁却是不认同的，因为他任人唯亲，自私霸道，偏听偏信，还刚愎自用。李宗仁从广西带出的十二个团，其军饷和枪支弹药还得自行解决。为此，李宗仁曾一度呼吁，参加北伐的都是国民革命军，应该由中央统一拨款，但却遭到蒋介石的驳回。而他的第一军呢？却享受着一种特权，军饷充足、枪支弹药管他们够用，还尽量让他们扩军。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已经把他看成是一只死老虎的，可是却不尽然。在南京深受四面包围时，他明显感到，只要是第一军，他是无法调动的，而且他们的重点是守护淞沪一带。这就是说，蒋介石在离开总司令之前，已经把后路都想好了，让他李宗仁根本插不进他的第一军。

因此，李宗仁的第一感觉就是，蒋介石的“下野”只是一个形式，是做给世人看的。关乎他的切身利益，他肯定不会放手，而且还会杀回来，只是不知他要使什么招。现在他发现，蒋介石就像一只苍蝇，专找有缝隙的鸡蛋。

李宗仁暗暗告诫自己，可得小心，弄不好，就得全输给这个曾在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输得精光后又重新发迹的人。

（3）

蒋介石回国后，首先看到的是，挡在他面前的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他想，如果不搞掉这个委员会，他是休想有出头之日的。于是，在他的指使下，其亲信们就在四处活动起来。

此时，在南京特别委员会中，除蒋介石外，汪精卫却是最大的反对派。他已经愤然辞职，宣布下野，去了广州，想在那里另起炉灶，重新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着干。

汪精卫认为，他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以他这三个头衔，是完全有资格这样做的。

蒋介石一回国，就得到这个消息，于是马上进行响应，并发给汪精卫一封支持电，还专程派快成为他大舅哥的宋子文，到广州去与汪精卫串联。

此时汪精卫已在广州展开了工作。为达到目的，他从南京中央大员中带走了十名中央委员，并希望获得李济深、张发奎军队的支持。对汪精卫的“另立中央”，李济深没有做声，或者说他还不知道汪精卫究竟要干什么。在他的骨子里，他是不愿意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可对汪精卫在广州的活动也没明显反对，而是随喊随到，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宋子文来了。

宋子文一来，把蒋介石的意思说了，汪精卫欣然同意。原来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得马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组织程序来完成，这样比他在广州成立一个第二中央要省事得多，而且还做得体面些，不叫别人说那是“另起炉灶”搞分裂活动。

于是，汪精卫把另立中央一事搁置下来，拟成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政治分会，让他的亲信顾孟余担任分会主任，而把陈公博任命为广东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至于原主席李济深，被他邀请一起北上去南京开会。

其实，这是汪精卫与张发奎的密谋。虽然李济深没有反对他在广州的活动，但并不能说明他就信任他，所以为了使他走后广州能成为他的干净之地，就必须剪除支持李济深的羽翼桂系势力黄绍竑，只有把桂系势力在广州一网打尽，他们才能无后顾之忧。所以汪精卫携李济深前脚一走，张发奎就开始了行动，把刚到广州任职的黄绍竑赶回了广西。

事情发生后，李济深并不知道，他此时正在从香港开往上海的轮船上，还欣然同汪精卫一起谈笑风生。可是到了上海后，他知道了这个噩耗，马上肺都气炸了。原来汪精卫对他那么客气那么热情，结果是另有所图，看来他是中了汪精卫和张发奎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这个被称作“张黄事变”的军事行动，的确像一枚炸弹，不光炸倒了刚到上海的李济深，也让南京特别委员会这幢大厦左右摇晃。一时间，在南京特别委员会里，声讨张发奎、黄琪翔的呼声此起彼伏。

首先是李济深向特别委员会致呈，控诉汪精卫、张发奎与黄琪翔的阴谋，说他们是一种“卑劣行为”，着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对主使者和肇事者一并查办。

吴稚晖、张静江等元老派以及李石曾、张继等西山会议派，也蜂拥而起，对汪精卫展开了“进攻”。

他们叫嚣着要“整顿纲纪，缉拿元凶”，有的甚至还怀疑，这是张发奎和黄琪翔伙同广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同干的一件蠢事，应该派兵讨伐。

西山会议派居然发表通电，骂汪精卫到广州是为“重张艳帜于珠江”。

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公开指责汪精卫，说他“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

当然，叫的最厉害的还是深受其害的李济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既希望派兵讨伐张发奎和黄琪翔，也希望追究幕后最大的支持者汪精卫。

（4）

此时，刚刚回到上海的蒋介石，也在积极活动。在他未回来之前，他就在想，头山满和田中义一都支持他东山再起，可这东山再起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这第二步该怎么办呢？看来维护南京特别委员会的人还不少，特别是那个令人厌烦的西山会议派，他们的摇旗呐喊，却在巩固这个委员会。于是，他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另外烧一把火，收拾这帮家伙。

不过现在他要借助这个“张黄事变”大做文章，以取得“借鸡生蛋，隔山打牛”的效果。

十一月十八日，当汪精卫到达上海后，蒋介石马上邀请他面谈。

以前，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但见面后都不觉得尴尬。因为俩人都是以政治家著称，根本就不去计较那些“小结”。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只拦路虎挡在了他们面前，要想通过，就得共同使招，所以就顾不得去叙旧，更顾不得去谴责对方谁对谁错。

根据目前形势，要扳倒南京特别委员会，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当前之敌桂系集团，这应该是他们首先要达到的共识。

好在俩人已把不愉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谈得很融洽。但说句公道话，是真的忘了吗？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以为他们解脱。这句话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此时此刻，用在俩人身上，正好合适。

双方在一起，究竟谈了多久，又谈了一些什么，世人却不知道。只是后来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

原来他们是在商谈如何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或者说是在探讨如何通过这个会议搞掉“南京特别委员会”。

但是，“张黄事变”一发生，汪精卫马上就被动起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都把他作为幕后指使者，并在含沙射影地进行“声讨”。

针对各反对派的进攻，汪精卫沉默了几天，但到最后，还是得发表谈话进行辩护。

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声称，对于南京特别委员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这意思是说，他虽然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但不主张采取武力。至于有人要采用，那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但里面又有这层意思，就是和平方式不能达到目的，还是可以“激烈”一下的。

汪精卫的这种辩护，其实就是告诉世人，“激烈行动”是由对方逼出来的。但是许多人不这样想，而是认为汪精卫在明目张胆的支持，这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5）

蒋介石看见，他点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于是就想再添一把火。他把控制中央党务学校的陈果夫找来，面授机宜，要他去办。

陈果夫是谁？陈果夫是陈立夫的弟弟，当时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这“二陈”可是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亲侄子，早就和他抱成一团，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当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却发生了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

反对者指责赞成者是西山会议派的走狗。反对者之一的党务学校学生黄杰，还跳到桌上，向大会宣布特委会不应存在的几条理由。这种行为马上遭到了市党部的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学生，他们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曹明焕、逢化文等人。

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举行罢课。他们一哄而起，捣毁了南京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二十二日，南京各界在中央礼堂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可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却在会上发表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

台下随声呼和者居然很多，这马上引起了会场波动，使会议主题全变味了。

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走到秀山公园附近时，大批军警从远处赶来，不准再往前走一步了。但谷正纲却在学生群中煽动蛊惑，使学生们依然前行，结果导致军警不得不开枪。

枪声响后，当场打死了一名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学生袁大煦身负重伤，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受了轻伤。

事情发生后，躲在幕后的蒋介石马上发表谈话。他措辞严厉地说：“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岂非一辙？”

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的代表时说道：“政府方面如办理不当，我即来领导你们革命。”

在他的唆使下，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马上组织了“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惨案主使者，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竟、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要严惩不贷。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毫无关系，一看居然诬赖到他们头上，于是马上澄清事实，说此事与他们无关。邹鲁、谢持等还要求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

国民政府执行主席谭延闿深知此事诱因，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

（6）

一切都在蒋介石的操控之中，他看见四处起火，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于是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问时事的人，公然贴出了他和宋美龄的婚事公告来。

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蔣介石在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上连续数天刊登启事，邀请社会各界朋友，来参加他的婚礼。全文如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戎马，未遑家室之私。现虽辞职息肩，惟革命未成，责任犹在。袍泽饥寒转战，民众流离失所，讵能恝然忘怀。尤念百战伤残之健儿，弥愧忧乐与同之古训。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宋女士亦同此意。如亲友同志，厚爱不弃，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即请移节盛仪，玉成此举，无任铭感。凡赐珍仪，敬谨璧谢。婚仪简单，不再柬请。式布区区，惟希公鉴。

另外还有一行字，是用括号加以说明，即：

（废兵院规划当与同志贤达详商，现托浙江军事厅金诵盘君筹备）

由于“婚仪简单，不再柬请”，因此这份启事实际上就代替了结婚的请柬。

以“启事”代替“请柬”，这在当时是从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开了一个移风易俗的先例。但此举，也只有蒋介石这种知名度高的人才能享用，一般普通老百姓就是做了也没有用，一个近三百万人的城市，谁知道你是谁呀？

此外，从启事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说他要把此次婚礼所得礼金全部用于修建一所残废军人疗养院，还得到了宋美龄的同意，真的还是假的，要做了才能定。但他却借此机会表现了对残废军人的关心，有笼络军心的一面。这是他刻意要这么写的，说明他在办私事时也没忘记政治，这可能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自日本回国后，蒋介石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和的人，且有时还说几句貌似公允的话，这就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因此要求他“复职”的人也就在不断增加。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国民党的原中央委员中，他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马上得到了重视。于是，经多方奔走，多数人同意召开。

从以上的启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已把该办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一桩搁置已久的私事也该办了，那就是向宋老太太倪桂珍求婚，现在也该把它变成结婚了。

（7）

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期终于到了。这一天，应该是宋家最忙碌的一天。

在上海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里，真是高朋满座。

今天的蒋介石完全脱去军装，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方式燕尾服，白色的衣领上打着蝴蝶式领结，胸前配着一朵小红花，表情严肃、庄重。在他旁边的宋美龄则披着白色的婚纱，头顶蒙上的白色垂帘把她的额头全遮住了，只露出眉毛以下的部分，把整个脸型变成了一个圆形。

从那张留下的婚纱照来看，蒋介石站着，宋美龄坐着，大家的表情都显得有些刻板，甚至勉强。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记录，是不能代表他们根本不乐意的意思。

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有些特殊，按照司仪的安排，要举行两次婚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蒋介石已答应入教，首先得按西方基督教徒的婚礼程序进行仪式，然后再按中国传统式的婚礼拜天地。

基督教仪式是在下午三时举行。按理说，应该是新郎携着新娘到教堂去共同受神父的洗礼，但在上海的西摩路及其附近，是没有教堂的。怎么办呢？就只好把教堂暂时设在宋家的会客厅里，再临时请来一个充当牧师的角色，这样就算把事情办妥了。

原计划，他们是想请宋家曾经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江长川来主持婚礼，但江长川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拒绝来当这个主持，于是就请了一个不是牧师的人来，这个人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

时间终于到了，在宋家华丽的会客厅里，证婚人余日章，介绍人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都到齐了，主婚人蒋家是蒋介石的大哥蒋锡侯夫妇，宋家是宋霭龄、孔祥熙夫妇。

前来参加的贵宾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夫妇、美国审判长普台及英军总司令邓坎等。

蒋介石由贴身秘书刘纪文陪同，先缓缓地走进礼堂，后宋美龄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嫔相郭主珠等人的引导下，步入礼堂。

蒋介石先为宋美龄戴上戒指，并宣读誓词：“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

接着，宋美龄宣读誓词：“我，宋美龄，愿意遵从上帝的意旨，嫁给你蒋中正，以你为夫。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

宣誓完毕后，那位主持余日章装模作样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阿门！”

（8）

待基督教仪式一结束，大家又簇拥着两位新人从西摩路往戈登路赶，原来预订的中式婚礼将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举行。

这大华饭店，坐落在静安寺路和戈登路交界的地方，还算是个繁华地段。这段路为什么叫戈登路呢？那是因为公共租界里的英美殖民主义者，为了纪念他们曾经组织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队长戈登。

这大华饭店，却修得很气派。除了有四层楼，就是无数根圆柱形柱子镶嵌在欧式拱形窗户间，造型古典优雅，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欧洲式城堡。走近了，才发现大门是两根柱子撑起的门楼，上面有一大扁额悬在正中。除了有“大华饭店”几个汉字，还配有英文：

The  Majestic  Hotel

婚礼的仪式厅设在跳舞厅。在厅台上，四周摆着鲜花，正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来这里参加婚礼的，据不完全统计，光是来宾就有一千三百多人。他们都必须凭事先发给的座位号入场，这座位号由一请柬印刷，并盖有宋子文的私章，以防有蒙混者进入。

在这里来出席的证婚人，几乎都是刚才基督教仪式的原班人马，他们是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等，但来宾就多了，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褚民谊、缨斌、叶惠钧等党政军头面人物，还有日本总领事矢田、领事清水、美国总领事克银汉、比利时总领事汪和德、挪威总领事业尔等。

下午四时左右，蒋介石、宋美龄乘坐“七三九二”号花车来到大华饭店，先在花园的洋房中休息。四时十五分，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蒋介石身穿大礼服，胸贴彩花，由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走出。

五分钟后，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走出，前有郭、王、孔、倪四位小姐作女嫔相。宋美龄身穿白色旗袍，白色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斜披在身上，头戴一个用花蕾编成的小花冠，手捧一束粉红和雪白相间的玫瑰花，十岁的孔二小姐珍妮和少爷孔路易随在身后司纱。

婚礼由邵力子主持，也就是做司仪。他宣布，全体在场人员，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然后，由蔡元培宣读证婚书，他念道：

“盖闻宝树延辉，异彩耀玉台之镜，早梅布馥，华楣迓翟之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所愿宗熙三径，论协十篇。喜今兹约指钤章，用证鸳鸯之牒。卜他日齐眉益算，覃敷鸾凤之祥。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

接着由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相对一鞠躬，向证婚人、主婚人及来宾各一鞠躬，婚礼在乐曲声中宣告完毕。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婚宴后，蒋介石在上海拉都路三百一十一号设置了新房。

从此以后，蒋宋联姻，中国的政治舞台将以他俩为中心逐步展开。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就这样形成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蒋家王朝”。

蒋宋联姻，是一个浑浊时代的开端，它的嫡结，既是良缘，也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集团的形成。

他们疯狂地聚敛天下财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在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二十年后，加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还有他恩人陈英士的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就形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

当他们走向巅峰时，中国的财富已经有百分之八十都装进了他们的腰包。

（9）

有人猜测，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肯定是有一个月的清闲，这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优雅的说法，叫“度蜜月”。而且，还有人猜测，这个“蜜月”肯定不会在眼下的上海度，而最大的可能是去美国。

但是他们猜错了。蒋宋一联姻，只能说明他们的关系更加牢靠了，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浪漫，要选择一个悠闲的地方去度蜜月，以创设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那是普通人的想法，他们可不能这样做，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还不能“马放南山，解甲归田”。是什么事情呢？国民党的第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马上就要在上海召开，这对蒋介石来说，可是关乎他生命中的大事。

果然，在蒋宋联姻后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日，国民党的第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就在上海市党部礼堂开幕了。

为什么在召开全会前要先有个预备会？这是因为在全会上要做出一些重大决策，如果不提前告知参会人，中途就会出岔子。所以先摸一摸底，那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预备会产生的原因和必要。

蒋介石倡导的在国民党高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其目的就是要否定由孙科建议成立的南京特别委员会，然后通过重新“洗牌”，他才有可能挤进国民党的中心领导层。

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必由之路，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所以，蜜月也不度了，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是，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还是出现了“意外”。它本来是解决目前关于“南京特别委员会”这个临时机构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可到了中途，却变成了谴责“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的声讨会。

蒋介石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从此以后，他就站住了脚跟。

（10）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孙科、伍朝枢、何应钦、李济深、王法勤、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等，共计三十三人。会议由蔡元培主持。

一开始，蒋介石马上联合汪精卫共同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

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中的相关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马上行使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令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四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

汪精卫回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

此时，谭延闿改变态度，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

当日会议议决：

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

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人，由全体会议推选。

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

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被蒋介石、汪精卫所拒绝。

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

他们说的“广州事变”或“粤案”，是指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的“张黄事变”。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把宁方推在了一个被审判的地位。

为打破这种被动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等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第二天继续召开的预备会议，而是聚集在南园李济深的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对付“汪蒋联盟”的办法。

在谈话会上，十个人都各抒己见，认为这次“蒋汪”联盟其目的是针对特委会存废而来，因为他们都是“局外人”，要夺特委会的权。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打破他们这种联盟。

根据目前形势，汪精卫早就是特委会的反对派，还唆使“张黄”搞政变，所以他们决定，应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只要把汪派打残，“蒋汪联盟”不攻自破。

就这样，特委会马上行动起来。在十二月七日那天，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

他们认为，要彻底打败汪派，就必须给他们戴上一顶“通共”的红帽子，这样就让他们永远也别想翻身。

（11）

十二月八日，预备会议继续召开。这一天，由蒋介石任主席主持会议。

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取消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

李济深是汪派人物的直接受害者，他单独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

宁方的提案马上刺中了粤方的要害，使汪精卫立刻被动起来。他看见此时他居然成了众矢之的，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来做垂死挣扎。在无可奈何之下，他突然想到，这“中央监察委员会”早就被特委会取消，怎么今天又死灰复燃了？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说：“一个被取消的机构，是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汪精卫对吴稚晖等人提出的“检举三人案”，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一时间，两方情绪激昂，马上争吵起来。

在乱哄哄的场面中，蒋介石以调解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还是提出：

“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唯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

蒋介石这番意见，貌似不偏不倚，而实则在为自己开路。但汪精卫听了这话，马上增添了幻想。他觉得蒋介石就是一尊救命菩萨，如果再不拜它的佛，整艘船就可能沉没。

十二月十日，在预备会议快要结束的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十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

“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

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

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

蒋介石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此时，他并没有忘记一件事，那就是“反共”。所以在会上，他提出以后的国民党需对俄绝交，并提出了《对俄绝交案》。

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

这项提案，也通过了。但作为一项秘案，不对外公开。

会议最终议决，特别委员会于次年一月一日前取消，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

（12）

对于蒋介石的复出，许多人都大感意外，认为他真是太能干了，想上就上，想下就下，但殊不知这里面的情由是多么复杂，可以称得上是在“风中抓沙粒”。一般来看，谁是这股风的始作俑者，谁就是获得沙粒最多的人。

其实，提出蒋介石复职，也并不是汪精卫的本意，但是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在粤的这艘船马上就会沉没，所以他必无选择。

这些，对于洞若观火的李宗仁来说，非常清楚，他觉得这是汪精卫在玩弄“拥蒋自救”的花招。对此，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他在心中哀叹道，新桂系刚刚开创的这个局面，一旦让蒋介石复出，可就要付之东流了。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汪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

但是，刚过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一日，情况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那就是共产党在广州发动了武装暴动，还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这个暴动，把通过政变获得广州操控权的张发奎赶得鸡飞狗跳。

广州暴动的消息，对于南京政府这些首脑们来说，比发生“张黄事变”还可怕，因为共产党一得势，他们这些有产阶级都是被革命剪除的对象。

不幸的是，这次暴动被张发奎很快就镇压下去了，而且为了表明他对共产党的“愤恨”以及澄清他与共产党毫无瓜葛，他在广州大开杀戒，几乎是“见红就杀”。

但是李宗仁、李济深等并不领他这个情，也就是说他张发奎再怎么做，都是与共产党扯上关系了，都是“清共分子”，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依然要讨伐他，严办他。

共产党在广州发动“叛乱”，让李宗仁看见了契机。他想，你汪精卫玩的是“拥蒋自救”，我现在就给你来个“寻污秽脸”，让你脱不开关节，还说不清道不明！

于是，在李宗仁的指使下，李济深和宁、沪各派把广州的这个“第二事变”，责任全部推给汪精卫，一致攻击汪精卫联合了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乱”。

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的职务。十六日，又下令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人。

命令一出，驻守上海的警备司令白崇禧，派兵搜查了汪精卫等人的住所，并监视他们的行动。为了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白崇禧找到青帮头子杜月笙，要他用绑票的方式加害汪精卫。

杜月笙虽然是黑社会中人，却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他考虑到事情重大，没敢动手，而是把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见又来了机会，于是他向汪精卫透露，白崇禧要暗杀他，请他注意安全。

汪精卫一听，知道大事不好。他想，这些军阀们，来不了文的就来武的，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于是，决定去避避风头。

十二月十六日，汪精卫宣布，“张黄事变”与他无关，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暴动更是与他毫无瓜葛。

然后，悄然离开上海，去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