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BRIM
本书全名为《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由荷兰著名汉学家包乐史所著，经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11月出版。
作者包乐史1946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华侨史的主研究专家。早年他曾到台湾和日本进修，在1972年获得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又于1986年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关于他的任教情况：1972年到1975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担任研究员；从1977年起在莱顿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主讲欧洲与亚洲关系史。他精通多种语言。主要研究涉及东南亚和东亚史、海外华侨史等，著作颇丰。
《看得见的城市》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东南亚经济和文化的转变史。全书共分为三个章节，分别是三扇机会之窗、跨文化贸易的经营和联系分离之地。
从内容上来看，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作者主要综述明代中期从巴达维亚-广州-台湾-长崎一线的国际形势，第二部分主要由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组成，第三部分是本书的注释、参考文献等。作者在第一章节提到了写作本书的意图，希望藉由聚焦三个港口城市，进一步指出了解中日两国各自与海洋领域的传统关系，“对于理解近代早期（或是当代）的中日全球交涉史至为关键”。作者写作本书的时间框架主要在18世纪下半叶，围绕三个港口城市的发展及其海事机构展开叙述，加之同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历史。
本书的精华主要集中在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17、18世纪的巴达维亚、长崎和广州的详细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的东南亚短区间的发展历史。广州是外国商人在清帝国的停泊港口。而长崎则成为德川家康时期日本的重要官方港口。巴达维亚更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的连接点，为荷兰在亚洲的整个贸易服务。作者在这个部分的观点主要有，在全球贸易化到来的阶段，区域交流和全球力量互动与纠结的背景下，从中获利的是活跃于各地的中国的私商网络。作者在这个部分还提到，三个港口城市在面对全球贸易时，都试图用特殊的方法控制国际贸易。从这三个港口的发展历史中，作者看到，“正是对于控制商业转型的深刻迫切性，使得这三个政权无法掌握全球经济范围内更大的改变和转型。”而这一切，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作者在书中给出了答案。
在本章节中，作者称巴达维亚为东方的女王。它不仅是荷兰的殖民属地，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荷兰人把对亚洲机构的管理分为三个类别，其中，广州和长崎就位于第三类别。“在这一类城市中，荷兰人获准在特定的季节从事贸易，并须服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极端完善和严密的控管。”这也是政权控制港口贸易发展的一个体现所在。在长崎早期的贸易中，作者谈到了一个固定价格的制度——“糸割符制度”，书中提到，“这个制度是日本人提出来的，目的是使贸易能配合当地的条件，并且避免丝价的大幅波动”。这也是在全球贸易发展背景下，日本政权为了控制本国的经济利益所做出的一个干预政策。广州被称为“天子南库”，作者还提到广州有一套管理港口和外国人贸易往来的一个“广州系统”，这无疑也是政府统治下的一个贸易控制机制。另一个体现政权对贸易的控制的便是行商。面对来到杭州停泊的商船，行商会对他们进行货物销售的安排，还会提供回程载运的货物。对此范岱克说道：“这种个人的责任——管理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贸易控管的基本组成成分”。
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描述了不同人的声音，有女性的声音、中国人的声音、日本人的声音。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东南亚这个部分，作者主要通过描述三个外国人的人生经历来表现出全球贸易背景下，东南亚三个港口城市各自不同的发展状况及其细节。当然，他们各自在那个时代的不同经历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伊萨克 德胜主要投身日本的研究，范罢览与中国广州有着不解之缘，亨德里克 多福则在造访长崎上有着过人之处。通过对这些不同声音的记述，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到东南亚三个港口城市在当时的发展细节。
作者在书中提到，“真正自始至终使明清两代不安的并非外国人本身，而是中国居民可能藉由某种方式利用外国人并在边疆制造问题”，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中国为何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作者认为统治者是担心国人出去同外国人联结在一起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及的汉奸问题。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巴达维亚发生华人大屠杀时，中国政府甚至可以做到冷眼旁观。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中国无法取得海外现况的信息，是由于他们并非致力于收集这类情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而中国却在封建社会中越趋腐败和没落。这也是导致此状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清政府的自视甚高和固步自封。
读完此书，我明显感觉到这与我以往看过的史学著作不同，可能是故事性极强的原因，有种阅读小说的感觉。这可能与作者写作此书的方式有关，给人一种小说架构学术论著的新鲜感。毫无疑问，本书是生动有趣的。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东南亚的贸易史不能简单概括为西方的殖民史。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荷兰、日本各路势力保持着足够的力量制衡。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对当时荷兰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组织深入着墨。对于在巴达维亚的华人居住区也是寥寥几笔匆匆带过。更不用说广州本地负责外国商人的控制机构。以后要多加注意这方面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