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LR：
首先感谢您回复我的信件，并努力劝说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写诗。您提起我为什么写诗，人在疼的时候无话可讲，鱼也是。所以我们开始写诗。诗歌源于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注定要开败的锦葵花田、转瞬即逝的青春、街道上这一秒与那一秒的明显区别，车子与车子擦肩而过，人与人共同感受阳光和星空，甚至一条河，比如渭水。你在上游，而我在下游。独自一人做过的梦，无法与人分享的创伤。我为什么要写诗呢？然而，生命如此巨大和悲伤，我又如何能不写诗呢？
第二个问题是，诗是什么？师傅前日对我说，诗是翅膀，它是天使的翅膀，也是魔鬼的翅膀，但它却只能是天使的翅膀。于坚也说过，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希尼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迷恋文字本身，没有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首诗的概念没有经验，不知道一首诗的成功怎样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 阶梯。弗罗斯特这样解释：“一首诗开始是喉咙里的一口痰，是一种思乡情绪，一种相思病。它发现了思想，思想发现了语言。”您也应该明白了我的观点，当生命产生以后，因为其本身的固有规律而带来的苦难和悲伤继而笼罩人间，没有人能避开死亡让生命摆脱它固有的结束方式，不提那些毫无尊严的结束，比如，战争、恐怖组织、奸杀、癌症、饥饿、传染病甚至空虚到自我毁灭，尸体残缺不全，肢体断成碎片，甚至被拆开放在网站里拍卖。贩卖人口及器官，各种病毒肆虐。即使是有尊严的离开，身体也会腐烂，不同时代的人们试图寻找超越身体而附着于某些东西的存在，语言成为了这一载体。当我驱车从咸阳城离开，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看到无数的墓地，那里在不同的季节开满迎春花、桃花，樱花等各色花朵，仿佛糟杂与吵闹竟与他们无关。现在还有巨大的广玉兰在盛放，也许还有黑边菊或者落英。当然，也有荆棘和野生玫瑰。那就是诗歌。从死亡里诞生，并且开出无比瑰丽的花朵，有它自己的生存法则，并且在它们被朗诵时，将永远使人在瞬间就涌上无比高贵的尊严感。从这个程度上讲，任何不能使人接近至善且高贵的语言，都不能称之为诗。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好诗。保尔· 瓦雷里讲，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也提出精确的概念，我总觉得很多人理解错了，他们误以为日常臃肿繁琐的一切都是诗歌的语言，而忽视了诗本身对语言的高度界限。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诗，很强烈的反驳我，你看了乔伊斯，怎么就忘记他写拉屎的情节？你诗里类似的精确度在哪儿呢？我实在不敢苟同，如果他只觉得，乔伊斯的伟大仅仅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无话可说。诗是诉说秘密，它绝对忠诚。一个诗人与他的诗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完全割裂，而诗的文本与诗人本身无法沟通的话，那么证明诗人在利用诗为自己达到什么目的，而不是诗通过他的身体磅礴欲出。这没什么意义，诗到底是小事儿，诗人的人生才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学习的。艾米丽清教徒般的生活构成了她诗歌最强大的堡垒，她的破折号甚至用在她抄写的菜单上。布考斯基处在那么糟糕的底层社会，但依然写出几千首诗。“天生的胆量打败天生的才华”，师傅说，你的诗意人生整体才是最好的诗。从这一点来说，狄金森囚徒式的生活和她的诗一样伟大。诗生活。现在很多人写作只局限于文本，局限于写出好诗，但从垮掉派金斯堡、沃尔德曼他们以来，诗就和音乐、行为、舞蹈是一体的。比如沃尔德曼的诗，单从文字阅读并没有那么了不起；金斯堡的《嚎叫》也是，单从文字看肯定不如惠特曼；但这些诗凭借着摇滚、舞蹈，凭借着现场的魔力，很不可思议。诗是艺术，不再是简单的文本，他写鲍勃·迪伦获诺奖那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太多的是诗，少了歌，诗歌才是完整的，艺术家的整体生活才完整。
第四个问题，诗有什么意义？在从漩涡镇回咸阳的高速公路上，大草先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出身的家庭，算是教育世家，外公，姨妈，到我，已经三代教师。我打小便从外公那里接受读书做人的道理。这也是我出自传统家庭，所以秉持传统观念的缘由吧。“诗书传家”，毕竟人是会生老病死的，而你存在的唯一价值不能是只留下DNA去繁衍人类，当然，这个重要性无可厚非，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这个事情，自然也不必要谈诗歌了。但除了家世和金钱财富之外，尊严和家族精神才是最值得后代子孙们骄傲的，而普通人家，也应该将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你是诗人，小的方面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气质，大的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气质。我总觉应该恢复古代诗人们的风骨及入世理念，用自己美妙迷人的诗人人格去为国家民族剔除荆棘，并世代传承。不然，诗人迟早会陷入自己预设的僵局，萎缩至零。
此外，
柏拉图说：“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所以当我离开工作居住十五年之久的西藏，我就已经注定必须要终身歌颂它了，人生的前三十年我一直在读书，甚至给一些零散的记录，或者是小说，日记，散文的形式。每每心情糟糕时，路过布宫、大昭寺广场甚至八廓街的转经古道时，都会不自禁的驻足站立，静默一旁，去观察那些苦难的陌生的男人，女人，老人或者孩子，羊和牲口。这里，羊是作为家庭一分子存在的，此一刻它还是羊，下一刻，它便不再是。我是无神论者，但我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佛祖或者释迦牟尼先生。和我的无神论思想共同给我的大脑和心脏供血，我热爱他们，又怀疑他们，愿意坐下来一起喝杯茶，也愿意像个老友一样对其进行调侃。当然，我的信仰在我的内心，而我反对一切美妙绝伦的形式主义。而我能做的，就是它到我的面前，敲我的门时，我爽快的起身，迎接它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