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
活到父母需要我搀扶
活到儿子娶一个女孩回家
生活一无是处，爱情一无是处
婚姻无药可救，身体有药难救
在一千次该死的宿命里
我死抓住一次活着的机会
在这唯一的机会里
我唱歌，转动我的舞步
我的脸消失在黑夜
天亮我又扯起笑容的旗帜
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
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
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
两岸的哈哈镜里
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余秀华《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
有人说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有人说“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诗刊》编辑刘年评）；有人说“身体患疾为余秀华的创作加上了同情分，但文学评论界不能不管艺术标准，有些赞誉的评论里添加了过多的感情色彩，就像在某些儿童画里见到了‘毕加索’或‘米罗’”（评论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评）；还有人说“评论余秀华的诗歌，若把‘脑瘫’类似的东西参与进来，放进另一个标准，脱离诗歌本身，就不好说了，因为这属于弱势群体。但如果把这个因素排除，单就诗、就艺术而言，实在没什么炒作的空间。”（路遥文学奖得主阎真）。
余秀华自己说，“我的身份顺序是女人、农民、诗人。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我不是什么评论家，也不是什么诗人，更不是什么文学奖得主，我也没有能力特意为余秀华的诗集写一篇诗评。我只是单纯喜欢她的诗，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喜欢，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原因呢。我喜欢读余秀华的诗歌，就像我喜欢海子一样，就像我喜欢辛波斯卡一样，并无二致。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纪录片里，我离余秀华更近了一些。感谢范俭导演，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女子——余秀华。
有人说，《摇摇晃晃的人间》更名为《余秀华离婚记》也不为过。纪录片讲述了随着余秀华的成名，她的经济逐渐独立，她想通过离婚来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结束这段没有爱情和共同语言的婚姻。然而她的老公强烈反对离婚，她的父母和儿子也并不支持她，更糟糕的是她的母亲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并且在拍摄期间离世。她“想离婚”遭到了各种阻碍，甚至是她自己的阻碍，她也害怕流言蜚语，她也害怕别人骂她“成名有钱后就抛弃糟糠之夫，简直忘恩负义”，到最后“人活着是为了自己不是活给别人看”的透彻，一边向父母承诺“如果儿子以后讨不到老婆，我来负责”，一边给丈夫打了十五万，这才把这“久违的离婚”离成功了。
余秀华，她离婚了，我真高兴啊。
因为她终于不再是死皮赖脸地活着了，随着无药可救的婚姻的死亡，她的生活总算不是一无是处了，她自由了。
离婚一年后，她说她的“婚姻是好多年前就不能用了却偏偏用到如今的一个马桶”，就像那些早就扔之可惜，穿之傻逼的衣服一样，让她满身晦气。
在一个离婚率如此之高的国家，一个名人的离婚，被无限放大在世人面前，供看客们一一检视、谈论、评判，随之轻而易举的下一个结论，成为饭前茶后的扯淡。
女人生下来，好似就注定要成为谁的妻子，更要成为一个母亲，因为“一个不生孩子不成为母亲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女人”。又好像，女人一离婚，就跟“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挂上了钩。
余秀华在《离婚一年记》里说，“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某些男人，也许就是甩掉一件旧衣裳。对一个女人，她就是甩掉了一个制度，她呼吸的空气和从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甚是为余秀华的离婚而开心，因为她呼吸到了不一样的空气。可同时，我也为那些想呼吸不一样空气却仍困在一片雾霾天空之下的女性而忧虑，因为她们没有十五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