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薛氏与黄帝的关系，首先要捋清黄帝与少昊的关系，还要考察黄帝与太皞的关系。

之所以认为黄帝与太嗥有渊源，除了黄帝的后裔薛氏尊重太皞的祭祀，还有文化上的承袭这一原因。据说黄帝以风为官，但却继承了太皞族龙的图腾，说明黄帝是太皞的关系。在炎帝与太皞之间，黄帝与太皞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

《山海经》上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对于东方的这棵大树，太皞和黄帝都光顾过。为什么把他们俩连在一起呢？肯定有一定的原因。

有一种说法，说黄帝与炎帝是一母所生，亲兄弟。这与《孔子家语》和《史记》里的记载的炎黄大战绝然不同。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还能展开三次大战吗？所以，炎黄一系说不过是出自后来人善良的撮合。

从黄帝与太皞的文化关系这一点上判断，黄帝是来自东方部落的首领。但太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就要从深的层次来认识。

学界现在习惯将太皞与伏羲说成一人，但先秦以前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伏羲的名字，《左传》里对伏羲只字未提，对太皞却有清楚的记载。

春秋时有许多小国以太皞为祖，公元前639年，位于鲁国西南部的邾国攻打鲁国西部的须句国，将须句国据为己有。须句国的国君跑到鲁国来避难。对此，鲁国国君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发话了。她是须句国国君的女儿，长大后嫁给鲁庄公，怎能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邾国灭掉呢？于是她对儿子鲁僖公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任、宿、须句、颛臾都是风姓的国家，是祭祀大皞和有济的国家，以此来服事诸夏。重视祖先祭祀，保护小国寡民，是周朝的礼规。蛮夷捣乱华夏，是周人的祸事。如果保留须句国，就是崇拜先祖太皞和有济，就能接续对祖先的祭祀，从而舒解祸患。

在成风的干预下，第二年春，鲁国出兵邾国，恢复了须句国。通过《左传》这一段宝贵的文献记载，可以知道三个重要事实，一是风姓这个古老的姓氏到春秋时仍然存在。第二，直到春秋时，大皞即太皞仍然被东方的一些小国祭祀着。第三，祭祀太皞的须句国属于华夏的范畴，也就是说大皞是华夏的老祖宗，而邾国属于夷族的范围。

薛、任、宿、须句、颛臾是鲁国周边的几个诸侯国，颛臾甚至就在鲁国境内，是一个蒙山脚下凭险而筑的城堡国。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鲁国执政的季桓子想拿下薛国，让子路和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坚决不同意。

孔子说的先王是周以前的帝王，也可能是尧舜，也可能是禹汤，这说明薛这个小国上千年来就是威震东方的东蒙主，历朝历代不敢改变它的地位，是负责祭祀祖先的社稷之国。这个社稷包括的可不仅是诸夏，也有诸夷。可见薛侯的资格有多大，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鲁国对薛侯是多么尊重。

根据成风和孔子的这些对话，可以知道薛国、任国、宿国、须句国、颛臾这些国家都是太皞的后裔，他们祭祀的先祖是大皞，也就是太皞。另外我们还得知，春秋时期鲁国地区有许多小祖宗国，他们都是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部落后裔，甚至有无怀氏、有巢氏等的后裔，只不过这些后人的组织形式已经不是封国了。譬如，鲁国有有氏，《论语》首篇就是“有子曰”。有子就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叫有若。

太皞是中国最早有名有姓的祖先，是东方部落的首领，是五帝之首，到春秋时还被许多小国祭祀供奉，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氏族社会对祖宗的记忆是多么清晰！成风所说的“保小寡”很有意思，这些小国寡民尽管小，但辈份却很大，象后来的杞国（大禹的嫡系后裔）、陈国（舜的嫡系后人），都是小祖宗国，但比起薛国和须句来，又晚得多了。

可以通过孔子对薛国国君的态度来判断这些古遗小国的重要性。当薛侯给鲁昭公讲了祖宗的历史后，孔子感叹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立刻跑去向薛侯学习。为什么鲁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竟然不知道这些古代历史，而东方的边缘诸侯小国薛国对此却一清二楚？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薛国是历史悠久的小宗主国。鲁昭公这些跑去西部又返回来的周人后裔，不如这些宗主国明白远古历史。

但为什么舜、禹、商、周已不祭祀太皞？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不从太皞写起？可能与年代久远和部族分有关系。鲁国附近的薛国可能是太皞的嫡系后裔，只有嫡系的后裔才对先祖的祭祀负主要责任。

周人灭商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夏后氏（禹）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所封者都是大宗子。只有大宗子的国家才能世世代代的奉祀先祖。至于太皞和少昊这样古帝的后人早就有人封了，已经无须周王再分封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不禘少昊或太皞，其原因可能与祭法有关。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比邾国伐须句国只晚了五百年，按理说寻找黄帝以上先祖的蛛丝马迹并不难，但司马迁只从“黄帝者少典之子”开始写，这可能与族谱谱系模糊有关。司马迁写的是正史，必须有根有据，而民族谱系的传承，或者缺失，或者多种多样，莫衷一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态度严谨的司马迁停止了对中华先人祖谱的追溯。

导致司马迁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中国古代祭祀祖宗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就是取近舍远。《礼记》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通过这段话可以得知，舜时在举行禘祭时祭的是黄帝，举行郊祭时祭的是帝喾，举行祖祭时祭的是颛顼，以尧为宗祭。禹的后人禘黄帝但郊鲧，以颛顼为祖祭，以大禹为宗祭。殷人就把黄帝放弃了，把帝喾作为最远的祖先，郊祭的是冥，祖祭的是契，宗祭的是汤。周人也把祖宗最远上溯到帝喾，帝喾以上就不管了。

《礼记》说：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

古代帝王的祭法是按祖辈的远近来祭祀的。王有七庙，供奉着他最近的七个爷爷。八世祖就没有庙了，到野外建个祭坛来祭祀，再往上的爷爷用墠来祭祀。坛是一块土台子，墠就是一块平地。祖宗越远，祭祀力度越弱。再远的就不再祭祀了。在古人心目中，没人祭祀的祖先是可怜可悲的，“去墠为鬼”，但对于远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通过这种祭法，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一个缺点，即数典忘祖，过一代忘一代，时间长了便不知自己最早的老祖宗了。所以，司马迁将华夏祖谱追溯到黄帝之后，便难以继续上溯。于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便交给神话去描述了。但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这一松懈，导致了今天上古史脉的许多混乱。

另外，司马迁出自陕西韩城，关中人，对东方沿海的历史不熟悉。假如他到东部地区生活几年，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收获。仔细读一下《左传》就知道了。

从这些记载判断，少昊要早于黄帝，是比黄帝还早的东部首领。《孔子家语》中的“黄帝少昊之子”应当更准确，即使黄帝不是少昊的儿子，出于少昊部也是可能的。至少说明少昊比黄帝更早，如果年代晚得话，司马迁不会不写。如果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青阳的话，在写五帝本纪时一定会写出来，但司马迁没这么做。

从名字上判断，少昊要早于黄帝。凡是叫皞或昊的帝王，年代都比较久远。昊和皞的象形文字是天边升起一轮太阳，是太阳崇拜的表现。大皞与少皞从名字上看就有联系。从时间上看，他们俩的出现很可能是前后脚。因此，可以肯定《孔子家语》里孔子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其他的暂时无法采信。

再从泰山崇拜这一点上分析黄帝与薛氏的形成。历代帝王为什么没有形成西部山脉的崇拜？如果黄帝出自渭河流域为什么以后的历代帝王不去封禅华山或太白山？如果出自中原为什么不去封禅武当山和嵩山？而偏偏钟情于泰山？华夏民族仰拜泰山，说明他们一支主干发源于泰山脚下，黄河之边。泰山附近的古薛国这一地带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

写到这里，必须提一下《孔子家语》这本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物已经证明，《孔子家语》不是孔安国制造的伪书，是研究先秦史和儒家活动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一本信史。从时间上讲，此书成集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是先秦早期的著作，而司马迁的《史记》比《家语》晚了三百多年。《世本》大约是战国末期的著作，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里，也比《家语》晚得多。至于说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出书年代就更晚了，大约是公元290年的著作，比《孔子家语》晚了七百多年。所以，孔子说的肯定要比他们可靠和正确。

古代史研究专家庞朴先生曾说：（《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

考古学家王承略先生在《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中说：《家语》保存了一大批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

通过对少昊和黄帝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一些历史谬误往往可以传播上千年，甚至几千年。在这几年出版的一本《孔子家语》中（齐鲁书社2009年4月第一版），编注者杨朝明先生竟然将“黄帝者少昊之子”改成“黄帝者少典之子”。

这种篡改历史的现象真是令人恐怖。明目张胆地篡改古籍！这种做法必须引起史学界的警惕。在研究三皇五帝，探析薛姓的祖源时，可以看出秦汉以后大量后人伪造出来的神话传说。现在必须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相。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孔子家语》《帝王世纪》《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