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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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并不意味着对所分析的学说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隐含的心理动机的分析，不能代替对学说的真实性、蕴含的价值的理性判断。心理分析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一种学说的真实含义，进而影响人的价值判断……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如果不是肤浅地重复传统观点，就必定受思想者的主观需求及利益的驱动。（弗洛姆：逃避自由，P42）

一、弗洛姆的理论来源

1. 源流

基于尼采与马克思的立场：从政治哲学层面对乐观主义的批判

借鉴与反对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注重于分析人的非理性行为、潜意识因素，解释人的行为。即，弗洛伊德是从人本身（性恶论）出发，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于个人冲动、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弗洛姆认为心理学的关键正在与人与世界的联结关系。同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既有发现，如潜意识、对外在影响的依赖性。

历史观：历史造就人，人也造就历史——互相影响的关系。符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反对弗洛伊德（历史本身就是心理力量的结果，受社会条件影响）；反对人是社会进程中动力因素的理论。

反对排除心理因素的社会学（涂尔干等）、行为主义心理学（人自身不具备动力，心理变化仅仅是面对外界反应而发展的新习惯——心理之于文化现象的从属性）

2. “适应”

静态适应：指模式上的适应，性格结构未变化，多数日常语境下的适应（用刀叉的例子）。

动态适应：在自我适应环境需要时，发生了内在变化。在强烈不合理、有害于人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人会产生强烈的敌意，但是不得不抑制（不能表达，甚至自卫性的不能清醒意识）。急切的自我保存需求迫使人接受他生存的环境。这种动态因素造成两种结果——新的焦虑（基于不反抗）与更加屈服，或者模糊的反抗（社会群体中的虐待、破坏现象）。在动态适应结束、趋于稳定后，生活模式即塑造了人格/性格，正如经济制度塑造人的生活模式一样。感到孤独或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即使没有任何肉体上的接触，仅观念、价值甚至社会模式上的精神联结也能环节这种焦虑。

二、个人自由之历史背景

1.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

中世纪是由两面构成的：一个是个人自由的普遍缺乏——内心自省与外界观察都被信仰、幻想与偏见遮蔽了，人只能通过群体（如种族、民族、家庭等）来认识自己的存在；另一个是实际生活中充盈的个人主义——确定的社会等级和经济秩序给人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文艺复兴意味着人本思想的兴起（起源之苗早在中世纪就种下了，仅仅是量的问题），但这只是有权势的上层阶级的文化，而不是小布尔乔亚的文化。广大民众没有分享财富、权力，在新的社会文化与结构之中也迷失了既有的秩序，失去了安全感。个人只能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通过权力、财富、名声来获取安全感，因为传统的社会地位难以提供安全保护。资本、市场、个人竞争的加剧，也让人更加孤立。资本前无古人地获得了决定性地位。

2. 宗教改革时代

路德认为，人性中与生俱来带有邪恶，无能为力。人贬损自己、摧毁自我意识时，上帝才会降临恩典。路德人格里的强烈怀疑，根植于个人的孤立和无能为力感的非理性怀疑（而非自由思考理性怀疑的产物），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使个人成为某个生杀大权者（即上帝）手中的工具，从而强迫性地寻找肯定。

怀疑使现代哲学的起点，平息怀疑的需求是现代哲学及科学发展的最强大次级（弗洛姆语）。在文艺复兴后，低阶层人民被剥夺了传统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贵族的残酷刑罚，这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情绪。福音正反映着人民的希望与期待，结合对权威的抨击，路德便可以得到这些穷苦人民的效忠。路德既畏惧又热爱权威，前者体现于教会权威，后者体现于世俗权威与残暴的上帝。这正是权威主义性格的典型特征。剥夺了自豪感与尊严之后，人就不能反抗压迫人的世俗权威，人的价值只能靠经济成功来体现。

与之相近，加尔文的思想主体也是自我贬损，毁灭人的自尊，个人不是自己的主人，无知无欲，这是信赖上帝力量的方式。加尔文针对的是倍感孤独与惊恐的保守的中产阶级，个人的微不足道与无能为力恰好切中德国、日内瓦中产阶级的现状，同时表达的自由感或者说安全感——个人完全臣服和自我贬损成为了新的对策。他的中心理论是预定论，上帝预定了某些人恩典、某些人受永罚，这与人善恶之行无关，仅是上帝残暴的体现。它加强了个人的微不足道感，也能诉诸上帝感性，平息所有的非理性怀疑。预定论隐含着人类基本上的不平等原则，这在后来的纳粹时期又复活了；命运上的不平等，同时会摧毁人类共同责任的基础。。

弗洛姆主要讨论的是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导致自由负面效应的层面。两种途径虽然针对不同的阶层，表述上的微妙差别难以遮掩浓浓的相似感：即以宗教背景解释人的现状（软弱无力、敌视权贵），并强调其正当性（抛弃自尊是对上帝虔诚的姿态，以及上帝的残暴无常），提供给人安全感；同时给予人未来的希望（自由）。注意，在一个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大部分人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提高生活质量，避免精细的思考——即使人对自身境况进行解释是一种本能，人也会偏向于选择简单直接的解释。人的现实感受得到了粗暴的理性化、系统化解释，与此同时，这个系统的去个人化、强怀疑感与联结感给了宗教成长精致的温床。

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还有潜藏的自我敌视——尽管看似为夸张的谦虚，但实则根植于一种强烈的仇恨，如果不是对外发泄，那么仇恨的对象就无意识地变成自己。当我们审视存在于宗教和世俗的义务感、责任感时，其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我敌视：因为自己的渺小、罪过，所以应当履行一些义务以获取被救赎的可能。尽管多数人认为良心来自于自我的道德或者欲望的驱动，但实际上它是外部要求的内在化。在实现这种义务感时，人由“良心”驱动不断地努力，强迫自己劳动、节俭、把自己工具化，在微观层面也就克服了怀疑与焦虑；在宏观层面，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3.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使人越来越自主、富有批判精神；同时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

人们获取自由的过程，被认知为消灭旧社会、旧制度的外在束缚的过程。其实，妨碍人格自由充分实现的内在因素又称为了新的敌人。“新教开始从精神上解放日，资本主义则从心智、社会和政治上继续这个任务”（弗洛姆：逃避自由，P71）。中世纪的井然秩序让每个人可以确切体会到自我的位置，感受到纽带，人的生活本身时目的，经济生活只是辅助性的手段，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甚至只需要生活；随着政治自由、神秘要素逐渐退场，人开始审视自我人格，也将他人视为人，个人面对庞大的社会、非人的经济、强大的上帝时的形单影只让人彻底屈服。新教为个人急于沉浮于自身之外的目的奠定了基础——打断人的精神支柱，让人的活动目的外在于自我，这正是神学教义的内容。劳动给予人安全感，新教教会人节俭；积累资本而非消费，是现代工业制度巨大成功的前提。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私。与弗洛伊德相反，弗洛姆认为自私的根源是缺乏对真实自我的肯定与爱。因为无法给与自己内在安全感，所以只能通过贪求外界的一切来确认与补偿自己的被爱。现代人的自我是社会自我，虽然现代人的特征完全主张自我，实际上自我受到了削弱，成为全部自我（智慧与意志力）的碎片，人格中的其他部分全部被排除掉了。伴随着工业程度的加深，人造世界逐渐庞大、复杂化，人被这种机械运作牢牢控制住，尽管每个人自我装扮为受自利的驱使，但并不能遮掩人微不足道、对于世界卑躬屈膝的感受。加之现代人际关系的孤立，人与人交往的直接性被最大限度地磨灭，呈现出一种操控精神与工具性的特点——现代的雇主与雇员、商人与顾客，都在不断进行彼此工具化，体力工作者、技能者都在出卖自己的“人格”（包括精力、创造性、情绪价值）。除了收获市场上的成功，声望（popularity）也作为人价值确信、自我评价的标准。由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是对新教宗教自由的强化。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形中，声望、财富与权力支撑了自我。对于没有这三者的人，家庭、民族就充当了个人声望与权力的源泉：家人对他俯首帖耳，他也天真地视其作天然权利；个人一无所有，但所在的群体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也让其天真地获得了自豪感。这些对于焦虑与不安全感有掩盖和缓解之效，但绝不能根除。无论是白领工人还是加油站员工，他们的行为都不是独立的，更像是巨大机械的齿轮；与之相对，旧式的小独立商人真真切切发挥创造性与智慧。在高度可替代性的劳工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在超级大企业的强大权力前，人只能了解与之工作直接联系的部门，而难以定位自己。工会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安全感，但其本身也是由齿轮高度机械化建构的。

克尔凯郭尔描绘了无助的个人备受怀疑的煎熬与折磨，被强大的孤独和微不足道感所淹没。尼采使虚无主义初现端倪，纳粹主义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描绘了超人形象以否定现实中毫无意义、毫无方向和目的的个人……作家表述了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许多所谓的神经症患者也深有体会，但常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它太恐怖了。它被掩盖了，掩盖在日复一日的固定活动中，掩盖在他于私人或社会关系中得到的肯定与认可中，掩盖在事业成功中，掩盖在“娱乐”“社交”“升迁”中。但黑暗中的呼唤并不能带来光明，孤独、恐惧、困惑依然存在。人们必须全力逃避自由，除非能化被动自由为主动自由——主要社会途径在法西斯国家里是臣服于一位领袖，在民主政治里是强制性的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