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吃瓜群众，作为9.4亿（截至2020年6月）网民中的一个，你贡献了自己那微弱的流量，让一些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给推到浪尖，获取了更大的曝光。

在众多的网络平台中，微博平台的流量是相当可观的。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微信、QQ在2020年1月月活量分别达到10亿、6.5亿，而微博仅次于QQ，月活量也在3亿左右。

众所周知，微博的热搜榜一直以来都是各大明星和品牌争夺曝光量的重要战场，然而，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事件通过微博获取到更多的关注度，从而推进事件发展，或者说让更多群众了解事件进展，于是网络上诞生了一个词，叫“微博治国”。

在谈论“微博治国”之前，必须要先认清一件事情，依法治国才是根本。

“微博治国”，听上去就是很魔幻的事情，不亚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可是为什么原本是通过法律来评判的社会事件，会被推到舆论高地？

有人调侃微博网民普遍是法盲，大家在用自身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法律的判定。有句话这么说，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我不是学法的，依照我的理解，法律的制定是在努力地往道德层面靠拢，当然，法律与道德之间必定会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是难以逾越的。

立法肯定有严谨的程序和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法律也不是完美的，它也是需要一步步去完善。

舆论有消极的、积极的影响，同样的它带来的头脑风暴，给出更多思考的角度，这是否会是一个重新审视法律的时机？

2019年10月20日，13岁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在同小区内居住的10岁女孩小淇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判决下来后，网民非常愤慨，《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这样的小恶魔，天理难容，对于受害女孩而言，这算是正义的结果吗？当然不是。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将最低刑责年龄降至12岁。

这是一次立法的进步，《未成年人保护法》从来都不应该是低龄犯罪者的“免罪金牌”，犯罪者应当为其罪行付出相应的代价。

不知推动刑法修正背后，是否受到舆论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舆论的力量不可忽视，它是当代网民价值观的输出。

再看最近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关于代孕这个话题，我之前不怎么了解，虽说郑爽在这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于法于情都令人发指，但不得不说，也因为她，代孕话题才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早在2001年卫生部就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尽管我国明令禁止代孕，但仍有些人出于各种利益，试图将代孕合法化。

一旦代孕合法化，带来怎样的危害？

在郑爽代孕弃养事件爆发之前，“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口”的话题上了热搜，这件事情中，最无辜的就是孩子。

试想一下，怀孕本来就具有高风险，而且不能保证每个小孩生下来就拥有健康的身体，那如果小孩生下来有身体缺陷怎么办？

有记者暗访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如果包生男孩，代孕者怀上女孩就会被强行打掉；如果胎儿存在缺陷，就会被丢弃。这种赤裸裸的对生命的漠视，怎么可以容忍。

在乌克兰，代孕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低廉。因为战争，乌克兰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贫困，许多乌克兰的女性被迫做代孕妈妈，但风险往往比回报高得多，可是中介在事前并不会提前告知。

纪录片中，一位代孕妈妈被注入了三个胚胎，为了增加成功怀孕的机会，之后被迫中止了一个，并且怀孕期间需要一直注射激素。一周之后，代孕妈妈开始流血，在胎儿五个月大时，流血没有停止，她被告知必须进行紧急剖腹产，结果胎儿死了，中介公司让代孕妈妈把胎儿带去火化，这位代孕妈妈得到了大约两百美元。

在中介眼中，她们只是代孕机器，一群孵化器，不把她们当人看，更不会理解。

对利益者而言，代孕就是一单买卖，买卖子宫和孩子。中国女性奋斗了这么多年才拥有今天的生育自由，如果把生育权给卖了，那还会自由吗？

不过变成了商品，被按照年龄、样貌、学历明码标价，成了名副其实的生育机器。

中国不该重现乌克兰的悲剧。

借用罗翔老师的话，重要的个人利益是不可以放弃的，如果重要的个人利益可以放弃，自由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自由不能以彻底放弃自由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