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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蒙古征服所建立的大元帝国，象征着草原与海洋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从此都融入为世界的一部分。
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安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军的蹂躏。这些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
明军将领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报复，甚至更加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不少色目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明朝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他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之后，蒙古化的中亚世界与元帝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更加频繁，通商国家达到一百四十多个，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关于印度洋航线的各种资料和文献也非常多，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在某种程度上，郑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朱棣“好大喜功而又刚愎自用”，这个“暴君”通过“靖难之役”的军事政变夺得皇位，之后展开血腥的屠杀清洗运动，并创造了“灭十族”的人类记录。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成功的权力者来说，与其让人们爱戴，不如让人们恐惧。这个依靠杀戮寻找自信的孤家寡人已经从臣民那里得到了无数恐惧，他唯一感到饥渴和欠缺的，是来自远方友邦的爱戴和感恩。
中国帆船的主流是江苏的沙船和福建的福船。沙船为平底、多桅、方头、方艄，吃水较福船浅。一般认为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福船也是明朝海军的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
中国帆船没有采用阿拉伯人的三角帆，以多桅多帆自成一家，具有良好的适航性，顺风逆风都可以航行。逆风顶水时采用“之”字形的斜行路线前进。在船结构上，西方木帆船的纵向支撑主要依靠龙骨，中国木帆船（如尖底海船）不仅有龙骨支撑，更依靠两舷大擸的夹持。与龙骨一样，大擸也由整株的巨木做成。
11 世纪以前，西方柯克船的船壳板大多采用搭接式连接，而中国很早就采用更优越的平接式。北欧直到 15 世纪后半期才采用平接法，这主要是由于北欧人长期用斧子劈制木板，而要使木板平接，必须用锯子这种更精细的木材加工工具。
在指南针出现之前，所谓的海洋时代，其实只是海岸时代。指南针使人类获得了自信，从而得到了海上自由。指南针带来的新航线，更加快捷、方便，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间被缩小了。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么。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会更乏善可陈。
利玛窦说，中国人很怕倭寇。倭寇完全是走私贸易派生出来的产物，他们想要的只是丝绸。 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一些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中国东南沿海。
终明之世，军人利用自己靠近海防体制的优势牟利自肥。参与走私的官兵“胆大妄为”的程度有所不同 — 或偷偷摸摸，或稍加掩饰，或明目张胆。但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状况并非一成不变
明穆宗隆庆元年（ 1567 年），明廷终于决定“鉴前辙，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史称“隆庆开关”。持续 200 年的海禁宣告废止，倭寇之害随之远去，东南沿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往北方长城拒敌蒙古。从全球史眼光来看，明朝开放海禁的背景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已经来到东方，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大量的美洲白银。
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很快就回到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国的丝绸、瓷器风靡欧洲。晚明短短的数十年间，因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三亿多两，相当于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和火炮技术进入中国后，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军事文化生态。
公元 5 年，一支罗马舰队在日德兰半岛登陆，斯堪的纳维亚原始部族这才与欧洲主流世界发生了第一次接触。但此后，北欧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北欧 — 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理位置处于近海和外海，海况比地中海复杂危险得多，因此航海事业一旦起步，其进步的速度反而更快。
随着航海时代到来，斯堪的纳维亚人发展出吃水很浅且操纵性极佳的桨帆快船，满载毛皮、蜂蜡等奢侈品南下，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进行贸易。这种船不仅在大海如鱼得水，而且还能方便地停靠浅滩和驶入内河。
因为维京人的船可以在最浅的河流中航行，以往被视为海盗无法企及的许多内陆城市，那时都落入维京人的攻击范围。再加上法兰克内战导致查理曼帝国分裂瓦解，欧洲的国王力量根本无力防御这种不确定的闪电袭击，而占据城堡之利的骑士阶层却因此增强了权力。
查理曼之后，法兰克王国历代君主软弱无能，这让维京海盗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公元 845 年，维京人驾驶着 120 艘桨帆战船，溯塞纳河而上，攻陷巴黎，从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手上，拿到了 7000 磅法兰克银币的赎城费。
一部分维京人向东驶入波罗的海，深入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直达黑海和里海，建立了基辅公国。这些维京人被斯拉夫人称为“瓦良格人”（意为商人），芬兰人则叫他们“罗斯人”（意为北方人），这就是俄罗斯的起源。
黑斯廷战役标志着维京人劫掠时代的终结。去掉野性的维京人已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人的国王。同时，随着欧洲各国国王势力的增强，维京人的入侵逐渐遭到有力的打击。这样一来，战争又变成了贸易，挪威重新又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贸易伙伴。野蛮的维京人变身为欧洲骑士和绅士。
高大的圆船具有宽而深的船舱，为装载货物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使它有极大的承载能力。罗马运送大宗谷物的贸易商船长 27 米，宽 9 米，可运载 250 吨货物，或者 300 名乘客。这种被称为柯克船的圆船应该算是较早的帆船。其实圆船也有桨，但与桨帆船不同的是，划桨对圆船仅仅起辅助作用。与一般划桨船相比，风帆船的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 100 到 200 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卡瑞克船从一桅一帆演变成为三桅大帆船，排水量已经达到 300 至 500 吨，最大的甚至达到 1000 吨。卡拉维尔船不如卡瑞克船深，前者更多地使用前后三角帆，使船能利用横风行驶。
对帆船来说，对风的利用是航行的必要条件，否则寸步难行。想要到陌生海域航海，就必须清楚掌握该海域的风向。简单概括来说，欧洲人通过在北大西洋地区的航海经验获得了对北半球风向的知识，并据此推论出南半球的风向是与之对称的，这样就掌握了全球海洋的风向。
在前工业时代，建造大量的海船花费甚巨，但这笔投入对葡萄牙这样国土狭小的国家还是非常划算的。一支舰队所需要的费用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来获得回报，而陆军最多只具有政治效用。仅从成本比较，海洋帝国对陆上帝国就具有很大的优势。
与中国郑和豪华的混合舰队相比，亨利王子的帆船，无论体量还是数量，都不足前者的 1/10 ，几乎微不足道。但后者不是为了耀武扬威，而是为了冒险、探索、掠夺、征服、贸易和宗教。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唯我独尊和王道传统的古代，那么后者就代表着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近代。
从这一点来说，船员也是工人阶级的先驱。布罗代尔将大航海时期的欧洲称为“无产阶级大陆”是有一定道理的。除了一些海盗船，一般船员都是经招聘而来的自由工作者。他们生活在狭小局促的空间里，按照不同的分工，进行标准化的操作，同时也受到各种严格的纪律约束和监视。可以说，从大航海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就已经在海上渐成雏形。
1494 年 6 月 7 日，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确定以通过佛得角群岛西边 2200 古海里处的“教皇子午线”为界，非洲和亚洲属葡萄牙，新世界则属西班牙。他们就如同切西瓜一样瓜分了地球。
从日本海、南中国海到印度洋，这片海洋其实并不太大，最多一个月之内，就能利用季风来往各国，因此各国之间既互相独立，又可以互相影响，而中华帝国无疑是区域内无可争议的主导者，但主导并不意味着统治。在东方传统中，海洋是共有的，所有人都有权使用。将海洋看成陆地的延伸，并将海洋像陆地那样划分，这完全是西方殖民运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