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父亲有一件军大衣，军绿色，毛呢料，黄钮扣，父亲穿了很多年，但父亲并不是军人，他只是个农民。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只有母亲在忙碌，忙了地里忙家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以补贴家里。九几年的时候，村里陆续有了四轮手扶子，而我们家还没有，耕地的时候还需要骡马或毛驴。爷爷说，家里的骡子太烈，父亲驯服它的时候还受过重伤，不止一次。我没见过父亲的伤口，但我看到骡马就莫名害怕。

父亲决心打工攒钱，买一辆农用手扶车。那一年，我一整年都没有见到父亲。过年的时候，听说父亲终于要回来了。我们姐弟三个天天在村口盼啊，等啊……奶奶家离村口最近，我们整天守在附近，听到班车喇叭想起，便涌上去。

背着行李卷的父亲终于回来了，或许是太年幼。我已经记不得他的模样。不过记忆中有高梁饴的甜味，那是父亲专门给我们买的。

父亲一定是先去奶奶家问候，再回我们自己的家。

母亲早已在灶台边忙碌了许久，父亲一进门，母亲就下饺子或长面。父亲上炕，母亲递过毛巾，父亲擦擦脸，便开始吃饭，一口气能吃三大碗。然后父亲半躺着开始惬意地抽烟。母亲埋怨：“就不能少抽点吗？”

然后就是过年，母亲想方设法给我们姐弟三个都添置了新衣服，打算给父亲也置办一件。父亲很生气：“瞎买啥呢？不是还有那件绿大衣吗？还新着呢？”

然后大年初一，我们都换上新衣服，父亲也换上他的绿大衣，精神抖擞带着我们去给爷爷奶奶，伯伯叔叔们拜年。三天的集中拜年一过，那件军大衣的使命就完成了，它又被整齐地叠放收好。父亲又穿上平常的衣服。多年过去，那件军大衣也没有太陈旧。

开春的时候，我们也开学了。父亲又走了。我以为是去打工。没想到，有一天放学，奶奶家门口多了一辆新的农用手扶车，上面还挂着大红花。父亲调试着离合，笑眯眯的。

然后我们都上了车，听着手扶车“嘟嘟嘟”震动的声音，兴奋极了。

那一年春种特别快。父亲急着去打工挣钱，每天都在地里加班，回来很晚。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写作业，母亲提前从地里回来准备晚饭。我们一个个竖着耳朵，听到手扶车嘟嘟嘟的声音近了，便跑去开大门，拿牛毛制作的扫灰工具替父亲掸去身上的尘土。帮父亲打一盆洗脸水。父亲进门，全家开饭，父亲还是一口气能吃三碗饭，吸溜着面条，发出声音，我们有时偷偷笑。母亲就瞪我们一眼，然后我们就埋头快快吃饭。母亲不允许我们吃饭时出声音，但从来不说父亲的吸溜声。

爷爷，二叔还有我们家的地加起来有五六十亩，没几天就种完了。往年，是要用近一个月时间的。

然后，一个夏天没有父亲的影子。暑假里，我们仨跟着母亲或者去地里除草，或者挑水和泥修补被雨冲毁的泥墙，或者挑水做煤块，翻晒煤块再把煤块报到小库房里。我们还小，重活几乎都得母亲来做，她吃力地翻动泥浆，头发浸在汗水里。

秋收的时候，如果打工的地方不太远，父亲通常会回来。父亲干活特别卖力，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割菜籽时，父亲那一垄大概有两米多宽，我只能割小半米。父亲弯着腰，弯头镰刀一挥，便咔擦割下一片，往前一扛，再挥一镰刀，就是一大捆。父亲累得大口喘气，但动作并不停下来。母亲劝父亲慢一点，歇一会。父亲不歇。终于，父亲停下来，嘘口气点上烟，弟弟见状，撂下镰刀，飞快地跑到地头给父亲端来泡好的浓茶。歇一会，继续用力地挥舞镰刀。我们三早都没耐心干下去了，又累又乏。弟弟开始偷懒，我也开始偷懒，只有姐姐还跟在后头。父亲也并不骂我们。

晚饭前，父亲问我们累不累。弟弟说：“咋不累？累死了。”父亲点一支烟，慢慢说：“庄稼人哪有不累的？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当庄稼人就好好读书，像你小叔那样。”

或许就因为不想当庄稼人吧！我们都听父亲的话，认真读书。没有太拔尖，也不算太差。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成绩。但有一天，父亲爆发了，我们玩得太疯，根本不写作业，还跟母亲犟嘴，干完农活回来的父亲，没顾得上洗脸，一听母亲的“状词”，便气得抽下腰上的皮带，把我们狠狠抽了一顿。那是记忆中唯一一次挨父亲打。从此，没有父亲管束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敢太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