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9岁的卡夫卡在9月的某个深夜里,连续8小时,完成了这篇他最爱的作品——《判决》。他在日记中写到:
“ 我的腿如此发僵,以至都不能把它们从桌子底下移出来。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时,我处在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之中,这才是写作的唯一方式。”
故事里,商人格奥尔格自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同生活,然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当格奥尔格把给俄国朋友写信的消息告诉父亲时,更是引来了父亲的质疑甚至引发了一场更加激烈的对抗,最终,父亲命令格奥尔格投河自尽。而这个内心挣扎、矛盾的儿子,竟真的跃出大门,穿过马路,跳下了桥。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你是个恶魔般的人!
——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投河自尽!”
这带有极强命令式口吻的话竟出自一个父亲之口,而更为荒诞的是,他的儿子真的照做了。在小说中,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他质疑儿子俄国朋友的真实性;指责他写信时满嘴谎言;对他生意上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满;甚至经常用报纸掩面,暗中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而格奥尔格似乎天生带有一种“原罪”意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父亲的话永远是对的。那个本就存在的俄国朋友在父亲的质问下变得模糊,他尴尬的站起来说:“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随后便极力的把话题转向父亲的健康,不再纠缠于表明朋友的真实性。然而,格奥尔格并没有做错什么,俄国朋友也确实存在,但父亲的话像是上帝的判决一般需要绝对服从。
这种服从是在日积月累中深入到血脉里的,以至于当仅存的反抗意识显现出来,潜意识里的顺从因子便在格奥尔格毫不知情时发挥作用。当他终于忍耐不住父亲的压制,尝试着反击时,下一秒就立刻认识到自己闯了祸,并且为时已晚。
甚至他本打算嘲笑父亲而喊出的“一万倍”话还没出口就有了一种十分严肃认真的声调。在父亲面前,格奥尔格的反叛意识消磨殆尽。长期的顺从已经剥离了他反抗的勇气。
而忍耐和压制也让格奥尔格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一步步积攒。当父亲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曾经绝对的权威即将受到撼动时,他终于爆发了。于是,他反复的问:“我已经盖严实了吗?”儿子不断的确认“是的,盖得很严实。”这场对话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耐心。
“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不过我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
“盖” 因在德语中拥有埋葬的意思,而毫无悬念的激怒了父亲。格奥尔格展现出的弑父心理让这个依然魁伟但却日渐衰老的父亲想要捍卫住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爱依然是存在的。这个习惯了接受权威的儿子虽然内心压抑、抵抗、甚至接近崩溃,但还是愿意把父亲接进他未来的新居,并为自己之前,打算抛下父亲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这大概是出于内心深处对血缘、家庭最原始的爱。尽管这个父亲蛮横不已,但如果他说:“太阳是黑的!”格奥尔格恐怕仍然不会去辩解,亲情变得畸形而扭曲,更多的时候,儿子把顺从和一味地忍让等同于了爱。
这种扭曲的爱因疏离的存在而显得越发明显,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亲人,见面最多的地点却是商号。他们常在起居室里小坐片刻,但没有交流,只是各干各的。精神上沟通的匮乏让这对父子的关系变得更加僵硬而生疏,以至于同住一个屋檐下,格奥尔格却已经好几个月没进入父亲的房间。
对于卡夫卡来说,疏离感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他在《给父亲的信里》 写到:
“你指责我冷漠、疏远、忘恩负义,你这般指责我,仿佛这都是我的错,只要我洗心革面,事情就会大有改观,而你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 ”
卡夫卡和自己的父亲同样缺乏沟通,他称父亲的教育手段就是:咒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诉苦。这些经历深深的影响着他的创作,使得父子关系在他的笔下总是不那么和谐。
无论是《变形记》、《审判》、还是《城堡》,故事里父亲的角色总是专制暴力而又冷酷无情。暗黑强大的父权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难以逾越又贯穿始终的权利压制让他的小说总是笼罩着压抑和无奈,父权高高在上,蛮横、冷酷而又始终难以突破。
卡夫卡同样毫不避讳的承认,《判决》的故事情节里带有极强的自传体色彩,它像是作者生活状态的一种艺术折射,也是从卡夫卡身上生出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
父与子,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太多的儿子与格奥尔格一样对父亲疏离、陌生而又充满着敬畏。但不同的是,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对父亲的言论唯命是从,没有人会因为父亲的判决而投河身亡。
在父权不断的压制下,顺从演化为一种愤怒和反抗,“弑父心理”在如今看来表现得比“畏父心理”更加明显。这不单单是一代人在试图超越另一代人,也是父权体制从累积、堆加到实现爆发的必然过程。
而父与子的关系,又绝非“弑父”那么简单,爱永远横亘在中间让父子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始终难以忽略的血缘和亲情交织着矛盾,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面前寻求化解的可能。而父子之间相互的“爱”,尽管隐秘、内敛但不可否认的真实存在着,并以一种极大的包容性在反复不断的冲突中化解着危机。
当格奥尔格不顾一切的奔出大门,穿过马路,从桥上一跃而下时,他到底是在唯命是从,还是以死反抗?这个被压制太久的儿子,终于用一种荒诞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桥下车辆川流不息,没有人知道,一个生命就这样悲哀的离去。
原文
《判决》
弗兰兹·卡夫卡
春光最明媚的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格奥尔格•本德曼,一位年轻的商人,坐在他自己二层的房间里,这所房子是沿河一长串构造简易的低矮房屋之一,这些房屋只是在高度与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了一封信,寄给一位在国外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他悠然自得地封上信,然后将双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着窗外的河水、桥和对岸绿色初绽的小山坡。
他寻思着,这位朋友对自己在家乡的发展十分不满,几年前就真的逃往了俄国。他现在在彼得堡经营着一家店铺,店铺生意刚开始时挺红火,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毫无进展,他返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见面时都要诉一番苦。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徒劳地苦撑硬拼,外国式的络腮胡子也难以遮掩他那张本德曼自小就很稔熟的脸,他的脸色发黄,像是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还在发展。据他说,他与当地的本国侨民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国家庭也没什么社交往来,已安下心来一辈子过单身生活了。
给这样一个人写信,该说什么呢,他显然已误入歧途,本德曼只能为他惋惜,却爱莫能助。或许应当劝他重返家乡,在这儿谋营生,重新拾起所有的老交情——这不会有任何障碍——并信赖朋友们的帮助?可这无非是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应当放弃这些努力,他不得不回到家乡,让大家瞪大眼睛瞧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只有他的朋友们理解他一些;无非是对他说,他是个老天真,现在该追随这些在家乡干得很成功的朋友们了。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说出来必定会使他痛苦,但能保证这样做有任何意义吗?可能连说服他回来都做不到——他自己都说,他已经不理解家乡的情形了——,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这些规劝会伤他的心,他与朋友们就又疏远了一层。而他若是真的听从了劝告,在这儿却——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会感到沮丧,与朋友相处不得其所,没有朋友也不行,总觉得丢脸,这才真的再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朋友;与其如此,他就这样继续呆在异国他乡,不是还好得多吗?鉴于这种情形,难道还能认为他在这儿真会东山再起?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保持通信,就不能真正告诉他什么消息,即便这些消息讲给交情最浅的人也无妨。这位朋友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说是因为俄国的政局不稳,这个解释很牵强,政局再不稳定,也不会不容许一个小商人的短期出境吧,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还在世界各地游逛呢。就在这三年中,格奥尔格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格奥尔格就同他的老父亲一起过,这位朋友后来获悉伯母的过世,在一封信中干巴巴地表示了哀悼,他的语气那么干巴,原因只可能是,为这种事而悲痛在异国他乡是不可思议的。从那时起,格奥尔格更果决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在生意上也是如此。或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生意上独断专行,一直阻碍儿子真正有所作为。或许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仍在店铺里工作,却有所收敛,或许——甚至很可能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是碰上了好运气,不管怎样,他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
这位朋友却并不知晓这些变化。以前,最后一次可能是在那封哀悼信里,他还试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向他描绘,如果格奥尔格在彼得堡开一家分店,前景将会如何。他所设想的数目与格奥尔格的商行现在所具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格奥尔格一直没想写信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而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才提这事,真会显得奇怪了。
因此,格奥尔格给这位朋友写信时,就只讲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在一个安宁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回忆中纷乱涌现的琐事。他只是不想破坏这位朋友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对家乡己经形成并乐于接受的看法。于是,格奥尔格在三封相隔时间很长的信中,都向朋友报告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与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完全与格奥尔格的初衷相悖,这位朋友开始对这件怪事产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却宁可给他写这种事,也不愿坦白,他自己一个月前与一位富家之女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他经常向未婚妻说起这位朋友以及与他通信的特别情形。“那他绝对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可我有权利认识你的所有朋友。”“我不想打搅他,”格奥尔格回答道,“你别误会,他多半会来的,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但他会觉得很勉强,受伤害,他可能会羡慕我,肯定就会不满,却又无法消除这种不满,就这样孤零零地踏上归程。孤零零地——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知道,难道他不会通过其它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这我当然阻止不了,不过,就他的生活方式而言不大可能。”“你有这样的朋友,格奥尔格,那你原本就不该订婚。”“是呀,这是我俩的错;但我现在也还会这样做的。”她在他的亲吻中急促地喘着气,还是说道:“这其实伤了我的心,”他一听这话,就确实认为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朋友,倒也干脆明了。“我就是这样,他爱怎么看随他的便,”他寻思着,“我总不能为了这份友谊,为了可能更合他的心意,削足适履。”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在这封长信里的确告诉了这位朋友已经发生的订婚之事:“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头。我与一位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你走了很久以后,她家才搬到这儿来,所以你肯定不认识她。关于我的未婚妻,我日后还会有机会讲得更详细些,而今天,告诉你我很幸福就够了,这对于我俩的关系,惟一的改变就在于,我现在不再是你的一位普通朋友,而是一位幸福的朋友。另外,我的未婚妻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她不久就会亲自给你写信,她会成为你的一位真诚的女友,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这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你百事缠身,难以成行。那么,借我的婚礼之机,你能把所有阻碍一股脑儿地抛开吗?不管怎样,别有任何顾虑,按你的心愿做。”
格奥尔格手拿这封信,久久地坐在书桌旁,面向窗户。一位过路的熟人从街上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
他终于把信放进衣兜,走出房间,横穿过一段短短的过道,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这儿了。平时没有必要过来,因为他与父亲在商行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在同一家餐馆里吃午饭,晚饭自便,各吃各的;晚饭后,他们还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坐一会儿,常常是各拿一张报纸,如果格奥尔格不是——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去看他的未婚妻。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父亲房间里竟如此昏暗。大片的阴影是狭窄庭院对面的一堵高墙投下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摆着格奥尔格亡母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将报纸举到一侧,以弥补某种视力缺陷。吃剩的早餐还摆在桌上,看上去没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道,朝他走来。他走路时,沉重的睡衣敞开了,睡衣下摆在身体四周飘动着。——“我的父亲仍然是个巨人,”格奥尔格想着。
“这儿太暗了,”他说道。
“是的,是很暗,”父亲回答道。
“你把窗户也关上了?”
“我情愿关上。”
“外面真暖和呢,”格奥尔格说,像是继续刚才的话题,他坐了下来。
父亲收拾起早餐的杯盘,把它们搁到一个柜子上。
“我其实只是想跟你说,”格奥尔格继续说道,心绪茫然地注视着老人的一举一动,“我还是往彼得
堡写信讲了我订婚的事。”他将信稍稍抽出衣兜,又放了回去
“往彼得堡? ”父亲问道。
“就是写给我的那位朋友,”格奥尔格说道,搜寻着父亲的眼睛。——“他在店铺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想着,“瞧他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双臂交叉在胸前。”
“对。你的朋友,”父亲加重了语气。
“你知道的,父亲,我起先并不想告诉他我订婚的事。这完全是为他着想,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也知道,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着,他可能会从旁人那儿得知我订婚了——这我可阻止不了——,即便就他孤独的生活方式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反正他至少不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事。”
“那你现在又改变主意了?”父亲问道,将大报纸搁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一只手捂着眼镜。
“是的,我又考虑过了。他既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的幸福的订婚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对他和盘托出了,不过,发信之前我想跟你说一声。”
“格奥尔格,”父亲咧开掉光了牙的嘴说,“你听着!你为这事到我这儿来,想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定让你觉得自己很光彩。但你现在如果不把实情通通说出来,就全等于零,而且比这更气人。我不想提与此无关的事。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发生了一些不大体面的事。可能会有时间说这些事的,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早。生意上的一些事我不知道了,也许并没有瞒着我什么——我现在根本不想认为对我有所隐瞒——,我精力不济,记性也不行了。我无法再眼观八方了。这首先是年岁不饶人,其次,你母亲的过世给我的打击远比给你的大。——-不过,既然我们正好说到这事儿,说到这封信,格奥尔格,你可别骗我。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
格奥尔格尴尬地站起身来。“我们别提我的朋友们了。一千个朋友也代替不了我的父亲。你知道我的想法吗?你不够保重自己。年岁可不饶人。我在生意上不能没有你,这你也十分清楚;可是,如果生意会损害你的健康,那我明天就永远关闭商行。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为你安排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坐在这阴暗的地方,而客厅里阳光充足。你早饭只抿一小口,不好好保养身体。你坐在紧闭的窗边,新鲜空气会对你大有好处的。不,父亲!我要请医生来,我们要遵照医嘱行事。我们要换房间,你搬到前屋去,我到这儿来。你不会觉得不习惯,屋里的东西都会搬过去的。但这需要时间,现在你到床上躺一会儿,你需要休息。来吧,我帮你脱衣服,你会看到,我能做得很好或者,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去前屋,就先躺在我的床上。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格奥尔格紧挨着父亲站着,父亲白发蓬乱的头低垂在胸前。
“格奥尔格,”父亲低声说道,身子纹丝不动。
格奥尔格立即跪在父亲身边,他看见父亲疲惫的脸上,眼珠子瞪得特别大,正从眼角盯着自己。
“你在彼得堡没有朋友。你一直就爱开玩笑,连我也想捉弄。你怎么会偏偏在那儿有个朋友呢!我压根儿就不信。”
“你再想想,父亲,”格奥尔格说道,将父亲从沙发上扶起,父亲十分虚弱地站在那儿,他就替父亲脱掉了睡衣,“从我的朋友上次来拜访我们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了。我还记得,你不是特别喜欢他。至少有两次,他正在我的房间里坐着,我却对你矢口否认。你不喜欢他,这我完全能理解,我的朋友很怪僻。可是后来,你却又和他聊得很投机了。你听他说话,不时地点点头,提一些问题,我当时还引以自豪呢。你要是想想,一定记得起来。他当时讲着俄国革命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出差到基辅,正逢暴乱,他看见一个牧师站在阳台上,正用刀往自己手心里划出一个粗粗的血十字,然后举起这只手,向群众高声喊着。你自己有几次还讲起这故事呢。”
格奥尔格一边说着话,一边让父亲重新坐下,小心翼翼地帮他脱下亚麻内裤外面的紧身裤,还有袜子。他看见父亲的衣服不很干净,不禁责备自己疏忽了对父亲的照顾。提醒父亲换衣服当然也应当是他的义务。他还没有同未婚妻明说过,将来如何安排父亲,但他们已经达成了默契,认为父亲理所当然应当继续住在这老房子里。而此刻,他匆匆下定决心,要把父亲接进他的新家去。他的心情之急迫,就像是到那时再照顾父亲,可能为时已晚。
他把父亲抱到床上。就在迈向床的这几步中,他突然发现父亲在摸他胸前的表链,不禁大为惊骇。他一时无法将父亲放到床上,因为他紧紧地抓着表链。
父亲刚一上床,一切却仿佛又恢复了正常。他自己盖上被子,还特意把被子远远地拉过肩膀。他望着格奥尔格,目光没什么不友好。
“对吧,你已经想起他了吧?”格奥尔格问道,鼓励地朝他点点头。
“我现在盖好了吗?”父亲问道,似乎他自己看不见,不知道双脚是否盖好了。
“你躺在床上就舒服了,”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将被子盖得更好些。
“我盖好了吗?”父亲又问了一遍,像是特别留心回答。
“放心吧,你已经盖好了。”
“没有!”儿子的话音未落,父亲就叫道,他猛地扔开被子,被子在空中完全平展开了,他笔直地站在床上,只用单手轻轻扶着天花板。
“我知道,你想把我盖上,我的小孬种,可我还没被盖上呢。要对付你,我的最后一点力气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倒可能是很合我心意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你一直在骗他。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过?因此,你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经理有事,不得打扰——就为了往俄国写假话连篇的信。幸亏用不着人教,老子就能看穿小子。你以为你把他打败了,他败得一塌糊涂,你就是一屁股坐在他身上,他也动弹不得,于是我的儿子先生就决定结婚了!”
格奥尔格抬头瞧着父亲这副可怕的样子。父亲突然如此了解彼得堡的朋友,这位朋友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猛然间闯进了他心里。他看见这位朋友迷失在辽阔的俄国,看见他站在被洗劫一空的店铺门边。他正置身于货架的废墟、七零八碎的货物、倒塌的煤气管中。他干吗非得跑那么远呢!
“看着我!”父亲喊道,格奥尔格很想弄明白,神思恍惚地奔向床,跑了一半却站住了。
“因为她撩起了裙子,”父亲换了嗲声嗲气的腔调,“因为她这样撩起了裙子,那个讨厌的蠢丫头,”他为了做给儿子看,高高地撩起衬衣,露出了大腿上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因为她这样这样这样撩起了裙子,你就上了,为了随心所欲地在她身上获得满足,你玷污了对母亲的怀念,背叛了这个朋友,把父亲塞到床上,使他动弹不了。但他究竟能不能动呢?”
他放下扶着天花板的手,站在那儿晃着腿,怡然自得。他为自己明察秋毫而喜形于色。
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落里,尽量离父亲远些。好一会儿之前,他曾下定决心仔仔细细地观察一切,以免从背后或头顶迂回曲折地遭到袭击。这时他又想起了这个早已忘却的决心,随即又忘了,就像用一根短线穿针眼。
“但是,你的朋友没有被蒙蔽!”父亲一边喊,一边晃着食指表示强调。“我是他在这儿的代理人。”
“滑稽演员!”格奥尔格憋不住,一下子喊出了口,马上意识到惹祸了,赶紧咬住舌头,却已太迟,他两眼发直,直咬到舌头疼痛难忍。
“对,我当然是在演滑稽戏!滑稽戏!说得好!除了这,鳏居的老父还有什么慰藉?你说——你活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后屋里,受背信弃义的仆人的迫害,老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还能做什么?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做成了我打好基础的一笔笔生意,高兴得直打滚,在父亲面前俨然一位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然后就溜了!你以为我没有爱过你这个亲生儿子吗?”
“他马上就要往前倾了,”格奥尔格想道,“让他倒下,摔得稀烂!”这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父亲的身体往前倾,但他没有倒下。由于格奥尔格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走上前来,他又站直了。
“就呆在你那儿,我不需要你!你以为,走过来的力气你还有,只是因为不想过来就没动。你可别搞错了!我始终还是比你强壮得多。我如果孤身一人,可能不得不让步,然而,你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与你的朋友已建立了友好联系,你的顾客名单现在就在我兜里!”
“他连衬衣上都有兜!”格奥尔格自言自语,以为凭这句话就能使父亲无颜见人。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不断地忘却一切。
“你只管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面前来吧!我把她从你身边赶走,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格奥尔格做个鬼脸,似乎不信这话。父亲只是朝格奥尔格所在的角落点点头,表示他的话千真万确。
“你今天让我多开心,你跑来问我,是否应当把你订婚的事写信告诉这位朋友。他全都知道,你这傻小子,他全都知道!我给他写信了,因为你忘了拿走我的文具。所以,他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呢。你的信他读都不读就用左手揉成一团,右手却拿着我的信在读!”
他兴奋得在头上晃着胳膊。“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他喊道。
“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原本想讥笑父亲,可是这话一出他口,听起来就严肃得吓人。
“我已经留意了好几年,等着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还关心别的事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你瞧!”他扔给格奥尔格一张报纸,不知他怎么把这报纸带上了床。这是张旧报纸,报纸的名称格奥尔格已经不认识了。
“你犹豫了多长时间啊,直到你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期间母亲去世了,无法经历这喜庆日,你的朋友在俄国走投无路,三年前就面黄肌瘦不中用了,而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成了什么样子。你睁眼看看!”
“原来你一直在伺机攻击我!”格奥尔格叫道。
父亲同情地随口说:“这话你恐怕早就想说了。现在说这话,可就太不合适了。”
他的嗓门大了些:“现在你明白了,世上不光只有你,直到现在,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就判你溺死!”
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扑倒在床上发出的巨响,仍在他耳边回荡。他急匆匆地下楼,仿佛滑过一块倾斜的地面,一头撞上了女仆,女仆正要上楼清扫房间。“耶稣!”她叫道,用围裙遮住脸,可他已跑得没了踪影。他跳出大门,穿过车行道,奔向河水。他已经抓牢了栏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牢牢地抓着食物。他飞身撑在栏杆上,优秀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少年时,他曾以此令父母骄傲。他的手有些撑不住了,可他仍紧握栏杆,透过栏杆间的空隙,看准了一辆公共汽车,汽车的噪音将很容易掩盖他的落水声,他轻声说道:“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凇开手落了下去。”
这时,桥上的车辆正川流不息。
杨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