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3-11 姜汪维 经典新知生活
1956年的一天，剑桥大学学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正在街上走着，忽然看到一个正在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演说者被一群英国上流社会的学生所攻击。当他试图阻止这群暴民时，自己也被打，连眼镜都被打落了、踩碎了。
后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调研的时候，安德森又当了一回“入戏”的旁观者：一群愤怒的印尼人因为反对英国继续对马来西亚的殖民控制，烧毁了吉隆坡的英国大使馆。而当时，安德森正好住在事发现场附近，他穿着当地风俗的T恤和纱笼裙，靠在篱笆上，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直到一位他认识的民众头头过来让他不要惊慌时，安德森才惊觉自己正身处险境。
这个经常“入戏”的旁观者、英国青年，实际上出生于中国的云南昆明，幼年时期的保姆是一名越南女孩。在中国，他目睹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直到二战结束，才艰难地由美国返回了家乡英格兰。
小时候在云南的经历，以及在剑桥的这一事件中“入戏”的参与，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形成了他同情民族主义的认知和道德立场，这也促使他在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投入美国印尼学研究的先驱——乔治·卡欣门下专攻东南亚研究。
从他的老师身上，青年安德森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
1983年，长期生活在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的安德森完成了日后为中西学界争议很大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可见，年轻的安德森，已经从“入戏”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即用自己的学识去分析和解答遇到的问题。——尽管他的结论有待商榷，但是毕竟是深入思考、主动回答时代问题的结果。
一个民族的传承、国家的构建，显然不是“想象”出来的。比如，中国的地理中心区域从历史至今，都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中国”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等各方面都实实在在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显然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并不能因为国家需要通过培养土著的知识分子阶层、人口调查、地图绘制和博物馆的建立等方式来巩固和强化全体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认为民族与国家是想象出来的。
但是，“想象”在构建共同体的时候，又的确会在某些时候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小众的时候。比如，被西方文化改造，但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某些韩国人，这十几年来就不断重新“发明”传统，甚至会把本属于他国文化的遗产追溯为自己的传统。——很显然，这只能靠想象。这也反过来说明他们在西方与古典之间首鼠两端的彷徨与焦虑。
从这个观点出发，也可以分析一些二次元的领域：时下很多选秀节目，以及粉丝经济、网络主播，其实只是在反复在做一件事，即选手、评委、主持人、主播以及观众，以“梦想”为圆心，以“造梦”与“解梦”为半径，人为地营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中，正是精心准备的一个个故事，让评委、受众、观众产生了“三位一体”的移情共鸣，让观众成为“入戏”的旁观者，自我建构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后心甘情愿掏出大把的钱去打赏。而且，粉丝们还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赋予这种行为以“助人自助”的道德色彩。
比如，中国有个山寨日本AKB48的女子团体（具体名字大学生朋友们应该知道吧）。在年度总决选的那一刻，坐在台下的粉丝也同样心潮澎湃，甚至觉得自己拥有了能够主宰偶像命运的能力。粉丝们一路看着各自心目中的主角从普通素人出发、以最普通的剧场表演为起点，最终走进了上海最好的场馆加冕成为“女王陛下”。尽管现实社会的上升如此艰难，粉丝们却通过投票和购买周边产品将自己和偶像紧密连结起来，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彼此成就梦想。甚至粉丝们可以容忍偶像们什么都不会，跳舞跳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陪着她们一点点越来越好”，因为自己的“爱豆”只有自己最懂——这种共生相伴的感受，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这种迷幻的感觉，主要是一种寄托与移情，终究你是你、她是她，只不过此时此刻，你是一个多么“入戏的旁观者”。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这种情绪，容易在宗教和文化共同体式微的时候被民粹主义所煽动；也容易在小众封闭的狭隘空间里，被资本所利用，成为非理性消费的工具。
要想从“吃瓜群众”转为主体参与，而不是被动卷入，根本的一条是不断认识和掌握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然后遵循事物规律和世界发展的大势，去分析和改造世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时代的弄潮儿。
所以，尽管每一个人都是生活或者事件的参与者，但是并不都是生活或历史的创造者。而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然后在创造的作品中，看到自身精神世界的显现。如果借用奥地利大画家席勒的一句话，即是：赋予外在形式以内在生命。
很显然，这个过程不是破坏，更不是发泄和伤害，而是创造，是积极推动构建新的规则。
作者：经典新知生活，大学教师，人文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