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时/文

 公元前8世纪，罗马只是一座小城，但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已经变成了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是什么原因使得罗马人民建造这座“永恒之都”？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分裂衰亡，仿佛“莱茵河消失于大洋”呢？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给出的答案是：罗马的兴盛来源于开明的政治、严明的法律、自由的风尚，还有人民在不断的战争中形成的朴素、勇敢、奉献等淳朴美好的德行；罗马的衰亡是由于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帝制下自由的消逝和人民统一价值观的丢失。

 当塔尔奎纽斯未经元老院和人民的选举取得了王冠并把国家变成专制、世袭的政权之后，罗马人选择把国王赶走，建立共和政体。国家设立了两个执政官，并且一年一任，这是使得罗马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刚刚即任的国王前期都是野心勃勃的，但是在这之后就会纵情享乐了，但是共和国的领袖年年更换，这使得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内建立赫赫的功业，以便来年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总是充满勃勃雄心，而且为了获得凯旋的荣耀，他们总是乐于发动战争。但因为罗马的士兵不领饷银，这使得他们不会发动大规模的决战，因此他们的战争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打劫行为。他们劫掠了敌人的营地和土地之后，就回到罗马，因此他们的胜利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到足以使国家腐化堕落的程度的财富，罗马人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依旧保持着他们勇敢、勤劳、坚韧的美德。这时不得不提的是罗马的分配制度。但凡通过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在所有公民之间都是平均分配的，正如土地平均分配一样。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政策，它使得每个公民同样地爱自己的国家，而不会因为分配的不公平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共和国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罗马的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为了一定程度上保证平民的利益，共和国设置了保民官，保民官虽然没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但却有否决权，可以否定元老院的决议。同时，为了“矫正法律所不曾防范的弊端”，还设置了确保共和国纪律的检察官。可知，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就深谙不加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因此孟德斯鸠高度称赞其为“十分贤明的制度”。

 但是，完善的政府可以保证国内的稳定，却不能使国家扩大版图。由一个小城发展为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国，还得依靠骁勇的军队和高明的战术。传说中，罗马的创立者罗慕路斯是由母狼喂养长大的孩子，使得罗马人的天性中就带有好战的品质。正如前文所述，罗马人乐于发动战争。他们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战争，因此罗马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并且一定要战胜敌人才会缔结和约。为了在战争中能够使用更重的武器，他们需要更多的训练，因此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磨砺出了坚韧的意志，“他们害怕懒惰甚于害怕敌人”。而且，鲜少有军队的纪律能够和罗马相媲美，这是他们最终总能获取胜利的法宝。罗马人的学习精神在战争中也展露无遗，他们考察对手能在哪些方面胜过他们，就首先在这方面进行整顿，并且“如果某一个民族由于本性或是由于自己的制度而具有某种特殊的优点的话，他们立刻就把它学习过来”。因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汉尼拔率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出奇兵制胜时，罗马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坚毅精神。即使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背弃了罗马，罗马也没有求和。哪怕是在坎尼一役惨败的情况下，罗马也很快振作了起来。他们使用拖延战术，消耗汉尼拔的力量，并攻克西班牙，切断汉尼拔的后方支援，直接进逼迦太基都城，汉尼拔被迫回师，最终在决战中落败。罗马人在战争中学会了许多汉尼拔的战术，最终使迦太基失去了独立。罗马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并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将迦太基彻底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省。在战术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和罗马相较，他们将战争看作唯一的艺术，在备战时小心谨慎，战争时无所畏惧，这样的军队，在意大利乃至亚欧非大陆都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随着迦太基的灭亡，罗马开始走出意大利半岛，南征北战。当罗马的统治仅仅在意大利的时候，军队人数不多，都处在元老院的控制范围内，共和国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当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海之后，军团开始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渐渐脱离了共和国的控制，只效忠于自己的将领。一种公民应有的统一价值观在军队中丧失了，他们不再是罗马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庞培、凯撒的士兵了。这时候，共和国也就走向了末路。随着征服之路的铺开，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了共和国的版图，越来越多的民族因为法律的名义而成为了罗马人。然而，当公民权扩大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后，各个地区却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展示了自己的特色，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共和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被不同民族切割成了不同部分。共和国的法律已无力继续统治共和国，一个强大统一的罗马共和国分崩离析。

 首先，控制了军队的是苏拉，他制定了一些法律，使得元老院权力加强，打击了平民。他取消了军事纪律，于是军队开始腐败。他又把平民的土地分给士兵，贪婪在军队中流行开来。他发明了放逐制度，更是加强了军队对将领的依赖。军队一片混乱，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庞培的出现又恶化了事态。他改变了共和国的制度，最有势力的公民可以把持更多的权力，这使得国家高级官吏和人民的权力被削弱，从而将权力集中到少数的几个人手上了。人们习惯于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庞培身上，从粮食运输到国家战争。随后，庞培被凯撒打败，凯撒成为了罗马的实权人物，一个实在的独裁者。他虽然拒绝了冠冕，但是他的权力已经大到蔑视元老院的程度了，共和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凯撒被刺杀后，屋大维打败了安东尼，成为了罗马的执政官。他拒绝采用独裁官的名义，开始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他建立了一个贵族政体、君主制度政府，他的一切行动，实际上都是在建立君主制度。“在苏拉的统治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民谈论的确只是自由”。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现象。罗马人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引导向了奴役，自由的精神在金钱面前显得格外软弱渺小，以至于在屋大维去世后，元老院还授予他“奥古斯都”的荣誉称号。屋大维成为了罗马首个元首，罗马也由共和国转变为了一个专制的帝国。

 帝国时期的罗马，版图一直在扩大，但是罗马人民曾经引以为傲的共和、自由的精神已经渐渐消失。因此，罗马帝国在经过屋大维统治的和平时期，和从涅尔瓦到马克.奥勒留等“五贤帝”统治的繁荣时期后，就迅速走向了衰落。卡拉卡拉、尼禄等暴君接连出现，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与安危更甚于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们的暴政使帝国乌烟瘴气。罗马成了一块被光洁的皮囊包裹着的腐肉，属于罗马的荣耀已经在金钱和利益的腐蚀下消失殆尽了。腐化的罗马帝国已经不能维持昔日的军队了，于是他们开始将蛮族变为自己的军队，后来，他们丧失了军队的纪律，营地不再设防，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武器，因此战争一旦开始，罗马的军队便再也没有了还手的能力。而军队一旦开始腐化，那么这个国家自身就成为了一切民族瓜分的对象了。

 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由于诞生于备受压迫的犹太人中间，因此诞生之初是反罗马帝国，仇视富人的。而且由于它反压迫的性质，加上不信奉罗马诸神也不拜罗马皇帝，故遭到了极为酷烈的迫害。但是，基督教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基督教因其自身的消极性，其性质慢慢发生了变化。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发现了基督教具有麻痹民众的作用，所以，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狄奥多西皇帝又把基督教定为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成为了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萨尔维安认为，基督教的堕落乃是招致蛮族蹂躏的原因。 随着基督教信徒的增多，教会的发展渐渐脱离了帝国的控制，神权开始凌驾于皇权，极大挫伤了国家的有效统治。

 曾经的罗马在对外扩张时，所向披靡，但是面对蛮族的几乎同时入侵，脆弱的帝国已经不堪一击，很快覆灭在了日耳曼军队的铁蹄下。

 我们在看《罗马盛衰原因论》时，不能仅仅将它看作是罗马的简史。此书虽然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但是整体呈现出来的还是带有孟德斯鸠强烈的政治意识。他借罗马盛衰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了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所谓政治思想，一是作为一种过程的政治思想活动，即政治思考、政治思维；二是作为一种结果的政治思想观点，即政治学说、政治观点。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政治思想的主体，但只有少数人因他们思想的深刻性、完整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可以被称作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正是这样一位。

 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君主制的国家，皇权和神权控制着社会和人民的思想，社会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为了改变落后的旧制度，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只有解放思想，启发民智，将人民从神权与皇权的愚昧中解救出来，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新制度。因此，启蒙思想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著作无不透露着很强的政治意识。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借罗马的历史发掘罗马繁盛与衰亡背后的一般规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既发挥史学的启蒙作用，又表达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意识。

 在书中，孟德斯鸠高度赞扬了罗马贤明的国王，他说：“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在孟德斯鸠的看来，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国家盛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统治者如何产生，这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开明的政治制度下，权力分散，且更迭频繁，统治者不得不励精图治，而专制的情况下，权利集中，更容易造成腐败。罗马共和国时期，谈到选举执政官时，孟德斯鸠评价道：“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正是因为统治者每年更换，因此当选执政官后，他们不得不励精图治，否则便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权力，这造就了统治者廉洁、勇敢、宽容的美德。

 相对的，孟德斯鸠认为，罗马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独裁。凯撒独揽大权，将元老院贬黜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开了独裁之风，罗马共和制度名存实亡。凯撒被刺身死后，他的养子屋大维实现了凯撒的愿望，建立了君主制度，罗马进入帝国时期。在屋大维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空前的强大和繁盛，屋大维虽然拒绝独裁官的名义，但是实行的确是独裁的统治，孟德斯鸠对此很不满，并指责屋大维“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至此，孟德斯鸠已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独裁皇帝，当国家走向独裁时，看似民主的措施实质上都是独断专行的暴政，自由已不复存在。孟德斯鸠强烈控诉帝国的腐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他认为，国王、执政官、皇帝的品德如何，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的兴衰，而社会的机制——共和还是帝制——是筛选统治者的有效机制，长治久安则必须有开明的政治制度作为支撑，君主制度下，残暴的帝王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

 而从基督教方面来看，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公开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神权和皇权的争端就没有停止。孟德斯鸠在书中揭露了教会的丑恶面孔，“当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时候，同世俗事务更加隔离的神职人员，就悄悄地干预世俗事务了……他们到处不停地激起喧骚并且扰乱他们已经离开的俗世”。一旦宗教统治了人们的思想，那么教会的权力就会不断膨胀。“任何国家大事，任何和约，任何战争，任何休战协定，任何谈判，任何婚姻，如果没有僧侣参加，就都不能进行”，此时，教会的权力已经实际上凌驾于皇权。若皇权利用自己的世俗权力废黜教权，必然引起宗教信徒的反对，那国家就不断处于混乱和分裂状态，若任由教会发展，则君主的权力便受到威胁，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18世纪的法国，教权控制着封建王权，要想推翻封建统治，则必须先推翻教会，启发民智，使人民从教会的愚昧、迷信中走出来，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启蒙思想家的神圣职责。孟德斯鸠从教权膨胀和罗马灭亡的角度剖析，指出教会是社会稳定的毒瘤，正是宗教精神毒害了罗马人，使他们赖以强大的美德不复存在，若任由宗教发展壮大，只会招致灭亡。

 但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在历史观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他们一方面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社会、地理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又认为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世界。这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孟德斯鸠也不可避免。他多次将罗马的兴盛归因于罗马人民勇敢、坚毅的品质，将罗马的衰亡归因于统治者的暴政。

 孟德斯鸠说，“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在罗马，公职给人荣誉，却并不能给人利益，战争的成果、土地平均分配，这使得每个罗马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距，虽然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但不至于过早腐化堕落。但是国家的伟大必然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于是罗马人变得空前的奢华和浪费，“最初由于自己的财富而堕落下去的人，后来却因为自己的贫穷而堕落了”。此时，孟德斯鸠高度赞扬了罗马的共和制度，即使人民已经腐化堕落到很深的程度，但是国家却不至于毁灭，这有赖于制度的伟大力量，为了获得高级官吏的职位和荣誉，战争是他们的唯一道路，因此罗马人在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美德之后，军事上的美德依旧保持着。但是当帝制建立之后，统治者们却趋于残暴和软弱。他们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靡费之风在罗马内部流行起来，人民的淳朴、勇敢、勤劳的美德丧失了。于是他们不思进取，在强敌环伺的时候，选择了用金钱来缓解危机，使得蛮族不断强大，而罗马渐渐衰落了下去，军队成为了帝国的负担。这时，罗马连军事的美德也丧失了，军队不再遵守纪律、营地不再设防，军队的腐化使得罗马成为了其他民族瓜分的对象。

 在孟德斯鸠看来，美德的丧失给国家带来了毁灭的命运，人们的思想行为可以支配国家，这正是唯心主义下的历史观。

 政治思想是人类对政治现象的理性认识，《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思考了罗马盛衰的原因，似述史而不述史，史论结合，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形成了一定系统的、合乎逻辑的思想体系。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抨击君主专制，揭露教会的丑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层面的革命，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新制度打下了思想基础。

 但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们的美德造就了繁荣的罗马，罗马的衰亡一部分原因是美德的丧失，这并不能准确概括罗马盛衰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因此有一定的偏狭。

 不过，我们不可否认，孟德斯鸠的思想为当时黑暗的法国送去了光明，也深深影响了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他对政治思想的延续、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体系给世界政治思想发展创造了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