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志愿者带着我和另外两名新志愿者一间一间病房走过，热心地介绍着情况。
我们走马观花地看着，每间病房都有数量不等的病床，病床上都躺着人，但陪护的人不多。第一次来，信息量大，我的注意力主要在老志愿者的话语上：
“2号病房换的人比较多。嗯……就是走一个会补上来一个。”
“主要是癌症病人，一般六个月内的存活期。”
“也不全是癌症病人，有些很老了，但生活不能自理，家人无精力照看，所以会送到这里来。”
“你们都可以走走，有些在休息，就不要打搅，有些想聊聊天，你就陪着聊聊天，看能做点什么。”
我还是有点茫然。正好走到了5号病房门口。门开着，最边上的床的床围子拉起来一半，辟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全白的短发，白白净净的，脸上虽有皱纹和老年斑，但看得出年轻时曾细腻的皮肤和姣好的面容。我们一出现，她眼神望向我们。我赶紧说：“阿姨，您好呀！”
她赶紧招呼道：“你们好，你们又来啦？”望向我身后的老志愿者。原来和老志愿者是熟人。我心里马上轻松了，马上凑过去，问老人需要什么帮助吗？
老太太说儿子给买了个老人机，但右手几乎不能动弹，左手虽能动，但劲也不大，就想万一有急事能尽快联系上儿子。我马上把活揽了过来。老志愿者借故去别的房间陪伴别的人去了。
这个独立的空间只剩下我和老人。我一边设置手机，一边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是上海人，（后来有上海志愿者用沪语和她聊知道的）我一直说着普通话，老人也一直用普通话回应我。
“我想有急事的时候能很快联系上儿子，可以吗？哎，人老了，都成废物了，这只手动不了，只有这只手还能动，但也不太好使。能不能一按某个键就联系上我儿子呀？”
“可以的，阿姨，我把您儿子的号设置成2来代替，您长按一下就能接通，设置好了，您试试？”
“弄好了？那我来试试。”老人接过手机，我教她长按手机上2号键，电话通了。
“俊啊，你上工了没有？中午饭吃过了吗？我这里没事，那你上班吧，我挂了。”老人扭头对我说：“谢谢你们。打通了，他在上班，他很忙呀，哎，我真是废人呀，我又不能自杀，自杀会害了人，国家就应该给我一颗药，一免得浪费国家资源，二免得拖累我儿子，他要上班，人老实，超市上班一月只有三千多块，我退休金3600,现在住院是单位给我弄进来的，那天我老领导来看我，让我放心，总归进来了，但是对儿子也是拖累呀。我躺在这里也难受呀，痛呀，死了我也解脱了，你说是不是？”
我语塞。虽然老人的话很消极，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多少变化，也不是愁苦不堪，只是平静地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我甚至也看不出她所说的“痛”在脸部上有什么表现。我不想和她讨论“生死”，过于宏大，我也把握不了。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发一个问。
一个多小时下来，主要是老人在诉说，主要的牵挂是儿子，一方面想结束避免拖累儿子，另一方面又想再陪儿子，儿子四十多岁了仍然单身，又不擅交际，且洗衣做饭也马虎，自己要走了，没人陪儿子说话，也没人嘱咐儿子穿衣吃饭了。这些苦恼远大于老人身上的病痛，老人显得那么无奈与无助。我听着也是心生叹息。
我们服务的时间到了，只好告别。老人一再感谢我们的到来。我什么忙也没帮上，心生愧意，对于自己后面的服务之路心生困惑。什么也不会改变，无力改变，有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