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学传媒的学生们变了。他们还延续社会监督，但更热衷于自己的事。他们更需要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让人羡慕的收入状态和让人羡慕的生活状态。
电视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传媒之一，能够一夜让几亿人同时关注一个事件，这是以往的媒体不可想象的。比如说我们直播两会，直播春晚，直播一场球赛，可能同时有几亿人观看、议论，影响力这么大的媒体，全世界能有几个？
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成立，这是中国电视界划时代的事件。凤凰卫视是在香港注册的第一家有鲜明大陆背景的民营卫视，由我们的校友刘长乐和当时我们学校的王纪言副院长等参与创办。当时学校还叫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的电视人大部分都出自这所学校。
北广的学生从来不缺理想。20年前，我的学生们还活在传媒理想中，那是一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文人气魄。那时的大学生有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有媒体从业者媒介批评、舆论监督的使命感。他们以拿到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为自豪。
20年后学生们变了。他们可能更多地追求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他们还延续社会监督，但更热衷于自己的事。他们也要成名成家，也要做大师，也要做媒体的大记者、大编导，但是这种成名成家可能更务实、更市场化。他们更需要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让人羡慕的收入状态和让人羡慕的生活状态。
“当中国电视需理论支撑时，我在场。”
电视是个名利场。那些光彩的主持人，他们的出场费高得吓人；那些大腕的编导，他们的制作费高得吓人；那些耀武扬威的制片人，他们的权力大得吓人。我跟他们都有密切的交流，但我只是一界书生，不可能在经济上、收入上、名头上超过他们。他们在一线带着各种光环在热运行，我是冷得藏在书斋里，躲在他们的后面，默默地观察。
诱惑一定是有的，因为人都是世俗之人，我也会免不了被这些光环所辐射。当机会向我垂青的时候，我也想尝试，我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话语权无限巨大的制作人？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媒体的老总？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光彩夺目的主持人？机会和可能性都很多，包括央视的很多媒体，各种岗位我都有可能去参与，而且都是很高的起点。但是为什么我最后放弃了，选择了更冷的电视理论研究、学术研究？
我读了很多年的书，我知道中国电视在发展当中，一定缺乏理论，一定缺少研究。若干年后，热闹的东西总归是要过去，理论和研究反而变成稀缺。理论和研究可能不活在当下，但它会活在久远之后。
100个人里99个都想做主持人、做制片人，但是最后没有人做理论研究，这个行业就难以持续。我愿意做这样一个守门人。当中国电视需理论支撑的时候，我在场，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讲，理论研究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我适合做很多种工作，但我做学术做理论更有优势。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驾轻就熟，我做这个或许会做得更好，更能自己把控。而主持人、制作人和制片人，有很多无法把控的客观因素——比如平台，比如环境，它不见得给你很好的机会。
很多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著名主持人，在阅尽风华以后，回到大学深造，像李咏和哈文目前都在读我的博士。也有不少著名的主持人在深造完后，留在学校教书。中国传媒大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基地，这里的学术跟中国传媒的发展从来没有脱节，我主持的《现代传播》杂志可以说是很多中国电视前沿思想的输出地。《新周刊》曾经出过的中国电视红皮书，大部分的内容就是从我编的杂志里摘录过去的。
中国电视业不是绝望的
2003年，凤凰卫视原执行台长刘春在我主编的《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和《CCTV这艘航空母舰将开向何处》。这两篇文章在当年中央电视台登峰造极时提出了危机。刘春说，新媒体的崛起，一定会打碎电视的垄断。当年电视业界对刘春这两篇文章反应很强烈。
2004年春天，我俩做了一个年度对话，叫《会诊中国电视》。那次对话里，我跟刘春已经说到，中国电视的冬天或许就要来了。
当20年前电视如日中天时，虽然我们意识到了，但还是没有料想到，今天的电视会被新媒体冲击得这么严重，甚至面临生存压力。
当然，对唱衰电视的言论，我也有不一样的看法。电视在几十年的积累中，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体系，这个体系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消失的，他们有足够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电视业不是绝望的，电视的形态也会与时俱进地自我调适。
反而，电视人要感谢这个时代，媒体形态不断革新，让每个人有更多的选择。几十年来，虽然我在大学里做电视研究，坐的是冷板凳，但也要坐在冷板凳上马不停蹄地跟进中国电视的形式创新和观念创新。电视的内容和形式不停地在变来变去，有时会有眼花心乱跟不上的感觉。一不留神，马上又过时了。不过，这也蛮充实，一个人的一生，选择一个职业，如果他正好赶上的是最引人注目和成长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能够有幸跟进和卷入，是一件幸事。
学者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特别是从事传媒研究的，更应该如此。学者的作风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唯上或者唯市场，也不是武断地去胡编乱造。一个高水平的学者，他应该成为专业领域的风向标、标杆和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