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柿子巷消逝的大院

    我66年前出生在柿子巷，我儿子也在36前出生在柿子巷，直到我们家搬离，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我目睹了柿子巷的变化，熟悉其中的每一个院落，院落里的人和事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最近又时不时地浮现出来，成为了下面的文字。

  柿子巷西起同仁路，东止于金河街，西出口朝西，东出口朝南，成一个L型，东西段长约250米，宽5-6米，南北段长仅约60米，宽约8-9米。朝南的出口正对着金河。金河是一条小河，河宽不足十米，平时水很浅，可涉水而过，我曾经养过鸭子，会将它们赶到河里觅食。雨水丰沛的季节，水就涨了，外河里的鱼涌入，会有人在河边支网捕鱼，我们也会与捕鱼人分享鱼在网里蹦跳的喜悦。

    巷口东头的墙边有一眼井，井口用红色的砂岩围砌。井水清澈，巷口东侧的金河街是一排铺面房，住了六七家人，他们在这口井里挑水食用，在井旁洗衣洗菜，路人口渴了，也会借用井水止渴。巷口有了水，有了一口井和一条河，柿子巷就凭添了几分灵气和生气。

  巷口有两座高大的院门，相对而立，院内是成都军区后勤部保育院（幼儿园），巷里所有院落我都随意玩耍，唯这两个院子，有人守卫，不能随意出入，让人倍感神秘。两院都有高耸的青砖院墙，院子之间，还有一座像廊桥一样的天桥连接，更显得气度 不凡。高墙内是何等的模样不得而知，但一座 西式洋楼则清晰可见，它有十几米高，尖尖的屋顶，欧式风格的大窗户及彩色玻璃，在平房或偶有二层楼房的周边区域，真可谓鹤立鸡群。后来才知道，解放前，它是国民党44军军长王泽浚的公馆。王泽浚的父亲王赞緒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是著名的抗日将军。解放前夕，王瓒绪率部起义，对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公馆是什么时候住进解放军的不清楚，后来成了军区后勤部的保育院。该楼现在已成为成都重点保护文物，前两年有报道称：王将军在美国的后人建议将它作为抗日战争纪念馆。果能实现，岂不美哉！

过天桥和三十余米长的高墙，路转向了东西方向，巷南是保育院高墙的延续，巷北是一个大院落，是柿子巷1号。该院从柿子巷一直延伸到西胜街，南北深度近百米。西胜街的院门正对成都二十八中（现在恢复解放前的名称叫协进中学）的运动场。据年长我九岁的大姐讲，朝柿子巷一侧的院子是一个大花园，有花树，亭子和假山，大约应该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形。连着西胜街的是几进的院落，每进之间有小院坝或天井相隔，非常精致，我曾经在其间经过。我小学同学（文中所说的同学均同为支机石小学61级学生）车婷玉就住在院子里。但我记事起，大花园已经变成了技工学校，学校除了实习的厂房和宿舍外，还可以在院子安上篮球架打篮球，足见原来院子的规模，解放前的主人不知何等大人物？

  紧邻1号院的是2号，解放前，据说也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公馆，解放后成了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的宿舍。住的都是知识分子。院门朝南，院门是黑漆大门，门前有街沿，门两侧有石凳，有一个木门槛，大门内还有一道二门，二门由四扇可以打开的小门组成，平时只开最右边的一扇门供人进出。院门东侧有一间厕所，未分性别。接着是1号的院墙。院门西侧是几间朝北的房连着一排朝东住房。东侧靠后也有几间房。大院子分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住了六七家人，房间都很大，都是玻璃窗，木地板，院中是花园，有些果木，靠东的墙边爬满了蔷薇。我小学同班同学曹葆祥，刘晋蜀，王世达住在前院。分隔前院和中院的是一排四开间的青砖房，到后院就要穿过这排房子的后屋沿。这排房子就住着我的同学刘仕一家。

    中院也住着几家人，有我同学尹本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坝特别大，还有假山和水池，后院是一相对独立的院落，五十年代被一个单位据有，就与中院隔离了，院门开在西胜街。

    该院住户，是（或曾经是）四川财经学院的教职员工，因为我有五个同学住在院里，经常在院子里玩，对院里人也有一些了解，我就略述一二吧。

    曹葆祥是个女同学，小学三年级（1963年）搬走了，搬来一户詹姓的教授，据说是詹天佑的亲属。最引人瞩目的是詹教授有五个女儿。文革时期，大女儿与我的大姐在一所小学里当代课老师，名叫詹有莉，后面四个妹妹，年龄相差就是一两岁，个个都很靓丽，走在巷里，就是一道风景。邻居背地里都说她们是詹家五朵金花。

    前院有一个音乐老师，名叫黄天雄，是二十八中的音乐教师，妻子也在通惠门小学教音乐。他们有一女一儿，女儿与我的二姐是二十八中的同学。文革开始后，黄老师被揪了出来，定罪为地主。音乐老师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地主呢？令人费解。他的儿子继承了父母的音乐才华，喜欢管乐，犹其擅长小号，号声能穿越几个院落。文革期间，他的三朋四友汇聚在院子里，管弦乐齐奏，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初识了音乐的美。

  紧邻2号的是4号院，为什么没有3号院，不得而知。4号是一座四合院，也有前院和后院，进深只有2号的一半。解放初期还是一家人的独院，据我的大姐讲，主人是一个国民党的文职军官，文质彬彬。院门经常都是紧闭的，五十年代中后期主人不见了，陆续搬进来七八家人，其中有我三个同学，李泽华，刘金成和吴树仁。

  5号院很特别。院门东侧有两间简陋的平房，原来应该是门房，后住着一家人，接着是一个很长的甬道，东边是4号的围墙，西边是6号的围墙。走完甬道，东边是5号附1号，院子前临4号，西边是5号附2号，院子前临着6号。附3号在附2号后面，大门开在西胜街。最初，3个院子分别属于杨家三兄弟。

    附2号院门朝东开，住着六七家人。其中有我的同学陈举奎和杨谨。小学时候，老师会布置家庭作业，组织住得近的同学组成自习小组。这里就是我所在的自习小组。杨谨将家里洗衣服的木板搭成课桌，五六个同学相围而坐，作业中有问题，也可以互相询问。自习完后，洗衣板中央两端放两块半节砖，支上一截竹杆，就成了乒乓球台。在这种简易的乒乓球台上比球艺，论输赢，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杨谨同学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就是杨家三兄弟的儿子。杨谨的父亲黄埔军校毕业，学的工程机械，分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架桥铺路，军械维修。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并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转业后在川北行署，继续从事工程机械方面工作，母亲在一间诊所当医生。

    附1号有两道院门。第一道院门朝南，正对着5号的院门，进门向右约10米，是二门，也朝南，正对着4号院的后围墙。北正对着正房的堂屋。院里住着一家人。主人姓黄，是成都体育学院的教授，他的几个大的儿女在我们晓事时多数已经工作，只有小儿子黄茂强与我同年，中学与我们同读二十八中。他有一张园园的脸，爱笑，很讨人喜欢，小名叫“豌豆”，他酷爱篮球，我常作为他练习上蓝的陪练。这个院子，还给我留下了血的记忆。

        大约是五八年，大跃进，很多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但没有上学的幼儿怎么办？街道居委会在附1号办起幼儿园。我想，在这里办幼儿园，无非是院子里只有一家人，有多余的房屋和空旷的院坝。

    院子的西面有两间耳房，东侧是一座很大的亭子，四周有木栏的围椅。亭子周边爬满了七里香，开着白色的小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中间是一个大院坝。正房座北朝南。中间是堂屋，两侧是厢房，厢房前后各两间，后面是一个长条形的院子，院子北部是几间小房子，作为厨房和佣人房。

      幼儿园租用了堂屋和东厢房的前屋及亭子。院子左侧放置了一部梭梭板（滑滑梯）。幼儿园有一个院长兼老师，还有一个老师，一个阿姨。平时的大部分时间就是教唱歌，做游戏，比如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个孩子做老鹰，一个老师做母鸡，后面的小朋友就牵着老师的后面衣服，后面的小朋友依次牵着前面的小朋友。老鹰会跑动着捉小鸡，母鸡则张开双臂拦着老鹰，后面的小鸡就尾随着左右跑动，孩子们感觉得很开心很刺激。

    玩得最多的丢手绢。老师和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一个小朋友拿着手绢在圈外跑，大家唱：“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旁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院子西侧有一部梭梭板，自由活动的时候，孩子就排着队爬上去滑下来，再排队，爬上去再滑下来。快乐得很。不知是日晒雨淋还是质量问题，滑板部分中间有了一条裂缝，院长规定，维修好以前，禁止使用。孩子虽然心里不愿意，总要听院长的话。有一个小朋友，家长在西胜街一家制球厂里工作，他拿了一个次品处理的足球到幼儿园里玩，他不给我玩，我又想玩，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让从梭梭板上滑下来，我说院长禁止我不敢。我再三要求玩皮球后，他也不让步，最后他说：我给你放哨，趁院长和老师不在时去滑。滑完后，就给我玩球，我同意了，当我急切地爬上梭梭板滑下来的一瞬间，我感到剧烈地疼痛并发出撕心裂肺的哭泣。院长赶来，发现我的屁股上血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赶紧背上我到了罗爷爷的家庭诊所，缝了五针才缝合了屁股上的伤口。原因是哪位小朋友在滑板的裂缝里放置了一段断了的锯片。锯片的锋利加上滑下来的加速度，造成了巨大的伤口。所以，这座院子为我留下深深的印记。

    6号是一座很特别的院落。门前的街沿高于路面约30厘米。高大的黑漆大门接着第二道门，但没有耳房。院子里只有一栋青砖洋房。堂屋及西侧两间厢房，东侧三间厢房。最西头是一眼水井，邻井靠墙是两间厨房。其余的部分就是空旷的院坝，有几棵大树。院里就住四家人，西厢房两间住着邢婆婆和柿子巷居民委员会的老主任一张主任一家，右厢房两间住着梁家。梁家有四女一儿五子妹。拐角一间住着毛家。我们称作毛伯伯的在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工作，毛家有三儿一女，其中大儿和女儿文革后也招到西南财大工作。顺便说一下，6号也是四川财经学院的宿舍。解放前是私家院落，据我父亲讲：四川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马识途解放前在这里居住过。

    紧邻6号的是8号，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8号的院门的形式与前面叙述的2号相似，也有两进的院门，只是门前没有街沿。大门的门廓是青砖砌筑并有一定的造型，门上方镶嵌有一块粉红色的岩石，镌刻有四个大字：西豪别墅。院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一间耳房，原来的用途是供下人住的，后来分别成为了厨房。西侧有一间厕所（后来又改作了两家人的厨房）。大院坝子里有两棵梧桐树。院两侧是东西对应的两排房屋。北面是正房。正房前面砌了一堵墙，墙下半部分是青砖，上半部分是用瓦做成梅花瓣的形状，具有镂空的效果。墙中开了一道门。这堵墙就将原本相通的院子一分为二，及前院和中院。前院东侧住了三家人。西侧住了两家人。中院住了四至五家人。后院住两家人。我家就住在后院。

      解放前，这座院子是我姑妈（她与我父亲同一个爷爷）一家人的独院。姑父是国民党的军官，剿匪时阵亡，她膝下无子，抱养了小叔子的儿子为嗣。养子从成都航校毕业后当了飞行员。解放前夕飞去了台湾。姑妈成了孤人，她信奉佛教，吃斋是她的生活方式，念佛是她的精神寄托。解放后，院内的大部分房子交给了房管所管理，政府每月给她8元钱，作为她所交房屋的补偿。她留下了正房的堂屋，西厢房和一间杂物房（她改作了厨房）及后院的一间房（原来是厨房）。五十年代末她又分别将后院的一间房和堂屋租出去收取租金。补充她的生活费用。我们家住在后院，背靠西厢房和堂屋。靠堂屋的房间有侧门与堂屋相通。该房间朝北，有六扇三组对开的木格子门，可以全打开。原来的用途是，打开木格子门，后花园一览无遗，是品茶会客的地方。待我晓事的时候，这六扇门有四扇长期关闭，只有两扇 成了入户门，花园里仅留下来一大株腊梅树和一棵橘柑树。腊梅盛开的日子，满园的馨香。柑橘花开的时候，经常会有漂亮的蝴蝶在树梢飞旋。最有趣的是家里的木地板。地板的南北端有通风口，孩子们可以揭开一两块木地板，钻到地板下面玩。在黑暗中感受外面的光明。院子的西侧有一眼井，用青砖砌的井壁和井口，关于这口井，我有一段奇特的经历，容后再叙。

      我们院子里面住了十余家人，有五分之二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家，我二伯家，姑妈，姑妈的亲侄儿一大家。亲戚就省略了，我这里只略叙两家。

      黄家，住正房的东厢房。黄伯伯是成都灯泡厂的车间主任，黄伯母在成都制药一厂工作。黄家有三儿一女。女儿幼年时期病逝。黄家大儿子黄基秉，从成都第十四中初中毕业后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因为优秀 ，抽调到七团团部直属学校任语文教师。他爱好文学，在文艺杂志上发表过诗歌。七七级考入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四川石油管理局，省委对台办，省委宣传部对台宣传处工作。曾任四川经济日报总编辑，后调入成都大学成为新闻系教授。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成为柿子巷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前院朱家。朱家是河北人，朱伯伯是国民党军官，原来住在11号，后搬来8号，五十年代被从院里押走。朱家大儿子在一家小店修理铝制品，小儿子在西胜街的制球厂当工人。女儿是老二，长期寄养在河北老家，文革前才来到成都，没有工作，靠帮助照看孩子（都是院子里或附近院落的）获取报酬。文革后期，朱伯伯从劳改处回家，没有工作，就批发一些衣服及日用小商品在十二桥旁边摆地摊，叫卖声中还夹杂着浓重的河北口音。

    我两岁半时，与小伙伴们围在井口旁，看井里边的鱼。鱼是院里的大孩子放进去的。我人小，爬在井口看不清，就尽量地将头和身体往前移，失掉重心后，掉到井里。小伙伴们立刻惊叫道：红娃子掉到井里了！红娃子掉到井里了！母亲听到叫声，即刻赶到井边，看见我在井水里拼命的扑腾，命在旦夕。怎么办，母亲不会游泳，旁边没有成年的男人。母亲急中生智，将提水桶的井杆递了下来，大声喊着：红娃子，抓住井杆。当时已是冬天，水冷刺骨，我穿着棉衣棉裤，棉花的浮力延缓了我下沉的时间，我本能地双手抓住井杆的铁钩，母亲就像提水桶一样将我提了上来，当时我太小了，尚无清晰的记忆。据母亲后来讲，她提我的时候，感觉就是命悬一线，若我的小手抓不牢井钩，再落下去就没命了。此事让明白了两点，一，母爱能在危难之际产生果断和智慧，二，生死关头，求生的欲望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即使是幼小的生命也概莫能外。

  8号院的斜对面就是7号院。院门照例也是黑色，门廓高大，造型独特，由青砖砌筑，门前有一块扇形的台阶，便于轿子和小车停靠。五十年代初期，院门还有守门人，我的姐姐还从此门进，穿过几进的院落，从位于金河街的南门出。从我记事开始，院门就没有开启过，徒增了几分神秘。我知道，罗家的院门在金河街，因为我二姐的同学罗裕堃，罗广文的次女，上学就是从金河街出入。但有一个标志很清晰，在7号院门东侧几米，西侧十几米，青砖墙结束的位置，分别镶嵌有一块浅红色的岩石，上面镌刻着四个大字：文斌己墙。文即罗广文，斌及罗广斌。这里曾经属于罗家院落无疑。

    7号是 罗家院子的前院门，后院门在金河街。东西长二十余米，南北宽近一百米，规模真够大的。五十年代后期，朝柿子巷的半部，划归部队，与王瓒绪将军的公馆共同成为了成都军区后勤部保育院，但柿子巷7号的院门一直保留着，直到了七十年代。

      我与罗家的第一次接触是罗广斌的母亲罗爷爷为我在幼儿园划伤的屁股缝了五针，我的运气真好。若是要送到医院，要耽误很多时间，不知道要流多少血。读小学时，我养了几只兔子，因为二姐与罗爷爷的孙女是同学的关系，我被允许在他家后花园里割草喂兔，天天都去割草，对罗爷爷和罗奶奶有了一些了解。文革初期，罗家被抄家了，没有抄出金银珠宝，也未抄出变天账，抄出了几床国民党军队的军用毛毯，成为他们念念不忘国民党和旧社会的证据。他们两个儿子身份是广为人知的。大儿子罗广文，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后任国民党十四军长和集团军司令，解放前夕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四川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56年病逝。次子罗广斌，48年参加共产党，同年从7号大院家中被押走。曾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解放前夕逃出，解放后在重庆市政府任职，他与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家喻户晓。文革初期，他被红卫兵作为叛徒批斗，受到迫害，后跳楼自杀。他家院子文革后情形有待后叙。

    与7号相邻的是9号。9号很特别，一来它基本上处于柿子巷正中间，二来它是柿子巷连接金河街的通道。有两扇简易对开木门，大部分时间都是敞开地。靠柿子巷一侧，东面是保育院的院墙（曾经是罗家的院墙），西面是10号杜家的院墙，中间是一排简易的茅草房，还有菜地，养有猪，简直可以说是都市里的乡村。隶属柿子巷的部分共住了四家人，依次为李家老大和老二，梁家和黄大娘家。李家老大家住了两大间房，临街和房后面有一溜菜地，养了猪，经常可以听见猪的叫声。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热闹的是两件事。他家只养母猪，每年都会有人牵来配种的公猪，特别的高大，有机会看猪交配。另一件事就是母猪下了猪仔，几只有着黑毛或白毛的小猪围在母猪的肚腹下，特别可爱。有一次，母猪下的仔特别多，看热闹的人也多，我人小，看不见，就端了一张方凳站上去看，正当看得欢喜之时，拥挤的人群惹恼了老母猪，它一扬头叫唤，人群本能地往后退，我从板凳上摔了下来，眼眉磕在了板凳角上，撕开了一个一厘米多长的口子，鲜血流满了脸面，好在没有伤着眼睛，只留下了疤痕和永久的记忆。有段时间，我和哥哥会在假日到西郊的农村去割猪草卖给李家，一次可以赚得两角钱，初识了劳动的价值。李家二儿子小名斑鸠，文革前从二十八中考上北京钢铁学院，成为李家的骄傲和邻居孩子们的榜样。

      印象最深的是黄大娘，她没有儿女，三十多岁时收养了一个女孩子，当时女孩子已上初中，后来还考上了大学。养女上大学走了，丈夫病逝，她成了一个孤人，养女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还给她寄一些赡养费。她也不闲着，捡些破烂来吃或用，或买些废品钱。她茅屋后面总是堆满了捡来的垃圾。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经常碰见她背着一堆垃圾回来，我叫她黄大娘，她总是笑盈盈的。有一段时间，她愁眉苦脸，脸色腊黄没有精神，背的垃圾也少了。看样子是病了，她也不吃药，不看医生，一段时间后居然不治而愈。问她原因，她笑着说：她捡了几听别人扔掉了的过了保质期的红烧猪肉罐头，她很久没有吃肉了，一次就吃了两听，因为很油腻，拉肚子了，拉出了一堆蛔虫，隔天又吃了两听，肚子拉空了，蛔虫也没有了，病就好了，真神奇。

      与9号相邻的是10号，又称作杜家大院。院主人是杜自明。杜自明是满族人，生于1878年，其父精于武艺并擅长医术。他从小随父习武并专研医术，1902年就在成都开业从医，声名卓著。1956年，杜自明奉调到北京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执医，他以精湛的医技为患者治病，并积极培养新一代骨科人才，同时还参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1961年病逝于北京。他有一女，杜琼书，著名骨科专家，有三个外孙，大外孙王忠麒继承了祖业，成为骨科专家。二外孙身体不好，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从事中医工作。三外孙王忠蔚是我大姐中学的同学，他从重庆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张家口的医院工作，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

    杜家大院独门独户。大门上方有一金字牌匾，上书：“华佗复生”四个大字，落款为民国时期的著名人士。这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两进的大门。门两侧各有一个石凳。东侧是两间耳房，西侧对应的位置是一棵高大的白果树（银杏），因为是独树，所以从未见结果。东西两侧是对应的两排侧厢房。正房座南朝北，由堂屋和左右厢房组成。后院是很大的花园，水井，厨房及佣人房等。

      杜自明在北京从医期间，带大外孙王中麒在身边传授医术，并促成了他的姻缘。他的妻子人称静子，结识王忠麒时在大学的医学院读书。她的爷爷与杜自明是医道上的朋友，杜自明去逝后，王中麒夫妇回到成都，在自家的院子里继续从医，院子左侧的耳房和侧厢房成了诊室。由于杜家的声望和王中麒夫妇的医术，病人真是络绎不绝。有开小轿车来的，有坐三轮车来的，也有被滑杆抬着来的，被鸡公车推来的，门前热闹得很。我也凑了热闹。王中麒与静子有两个儿子，小名叫小东和小西。夫妻俩分别骑一辆英国进口的三枪牌和来力牌自行车，一人车后搭一个儿子，其乐融融，邻居们都羡慕不已。遗憾的是，后来家庭和婚姻出现了变故。这里就不赘述了。

      小学二年级，我与同学在小学的云梯上玩逮猫的游戏，从云梯上摔了下来，左手腕骨折，母亲将我送到10号，王医生将错位的骨头复了原，静子替我打上了石膏和夹板，几天就痊愈了。王医生以我们是邻居为由，坚持不收医疗费。顺便提一句，六岁时我的右手也骨折一次，是在19号何家治愈的，详情见后续。

    小学四年级，与班上同学尹本咸摔跤，左手又骨折了。骨折是在下午，回家我不敢告诉父母，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骨折是何家治疗的，没有要我们的治疗费，第二次骨折在杜家，也没有要我们的治疗费，父亲觉得很没有面子，他说，我要是再骨折，就不给我治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忍痛也不说，晚上睡觉，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时，母亲发现了，一看我的手腕已经红肿，天亮后，敲开了杜家的大门。王医生又为我消炎正骨，打上石膏和夹板，因为耽误了治疗，治愈的时间要长一些。母亲要给治疗费，王医生坚持不收，理由还是邻居，父亲为此狠狠训了我。我也自知理亏，说了一个主意，把我家准备过年的公鸡送给他们，父亲说：好，办不到就 不要回家。我抱着公鸡去了杜家，杜奶奶（杜自明的夫人）接待了我，她最初也不接受的，知道不收我就不能回家，她才很不情愿的收下了。这就是10号大院给我留下的记忆。

      11号在10号斜对面，大门也是两进，门槛两边立着石柱，柱上蹲着石狮，孩子们都喜欢爬坐在石狮背上玩。院子有前院中院和后院，院门东西各有两间耳房，西耳房住杨姓夫妇和一个独儿子。前院西侧有一眼水井。最具特色是，前院和中院之间有一个宽阔的过厅，这是设计来会客，议事的地方。院子里住了七八家人。。过厅西侧住卞家，东侧是刘家。过厅北侧有门槛和常开着的大门，迈过门槛，就是中院的院坝，西侧厢房住黄家，黄伯伯是北方人，国民党军官，有一个漂亮的独生女儿，名叫黄琪凤。东侧厢房住着段家，正房座北朝南，西厢房住着莫家，夫妇俩有一个独子名莫小忠，是我小学的同学。东厢房和后院的房子户主也姓段，是东侧厢房段家的弟弟，他也是国民党的军官，据说，这一院房子解放前就是段家的。

    与11号相邻的是13号。院门比较小，院里只有一排房子，隔出了前院和后院。前院显得特别空旷，最显眼的就是有棵高大的柿子树。清代时，作为满族贵族聚居地少城，柿子巷叫太平（有文载为永平）胡同，民国年间，可能是为了清除清朝满族文化的影响，成都许多曾经叫胡同的街巷都改了名字。柿子巷就因为13号院里的柿子树而得名。

    院里住了四家人，正房的堂屋和东厢房及旁边的厨房住着张家和钟家（张家的岳母和舅子）西厢房住着康家，相邻的一间偏房（原来可能是杂屋间）住着伍家。

    张家夫妇有四儿一女，三儿张荣才是我的小学同学。张家可是成都的知名人物，张老五凉粉就由他得名。文革前，成都每年都会在青羊宫举办灯会和花会，成都的著名小吃：担担面，钟水饺，赖汤圆，韩包子，谭豆花，张凉粉，糖油果子三大炮等，还有郊县的如崇庆县的叶儿粑，彭县的军屯锅盔等都会集中在青羊宫，让人们在观灯赏花之时，品尝成都的美食。因为我与张荣才是同学的关系，也可以免门票进入。加之小吃店工作人员之间互通有无，我也沾光品尝了大部分小吃。

    关于张凉粉，顺便说一下。张凉粉最初成名是在成都西门洞子口，张家几兄弟，我同学父亲排行老五，故张凉粉分别有名号：洞子口张凉粉和张老五凉粉。祠堂街被改造前，在人民公园门口就有一家洞子口张凉粉。

      13号对面是12号。12号很特别，有两个院门。东院里住着陈家兄妹，广东揭阳人，抗战期间来到成都，买下12号大院。院子原来的布局是，院门西边是耳房和侧厢房，东面是车库及车库门，中间是前院坝，往南是正房，由堂屋和东西厢房组成，由东侧夹道通到后院，后院有房屋，花园和水井，还有一块很大的菜地。陈兄长一家住后院，他有两儿四女，二儿陈朝庆是我大姐中学同学，63年考上新疆农学院，毕业后留在新疆工作。前院正屋住着妹子一家。妹是柿子巷居委会主任，热心为邻里排忧解难，丈夫是会计，有一儿一女。女儿是我的同学。可能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陈家兄妹将前院的西耳房和西侧厢房卖了，在院子东侧和南侧建了篱笆墙，原来的黑漆车库门变成了院门，连着一条带屋顶的走道。西院住了一个教授，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养女。文革初期，不知道什么原因，西院大门上贴出了一个告示，愿以500元人民币出售该院子，但没有人买。

      印像最深的是作隔墙的篱笆上爬满了藤状植物，其中就有葡萄，葡萄还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偷摘，当女同学用广东客家话喊：妈，有人偷葡萄。小孩子就拽上葡萄跑掉了。

  12号紧临的14号，也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是灰砖洋房。由院门两侧的耳房，东西侧厢房和正房围合而成，中间是院子，正房有高出地面几十厘米的台阶，台阶边上有漂亮的栏杆。院子住户不多，其中一户杨家，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儿子叫杨光藻，个子高大，还是居民事务的热心人。

    14号斜对面是15号，有高大的院门，但我记事起，就没有见大门开过，院子属于成都制药一厂，住着厂里的职工。

    紧挨着15号院的是19号，院门朝南，大门的造型与我住的8号大院相似，门前也没有街沿。门廓由青砖砌成左右对称的几何图案。院子是很普通的四合院，有前院和后院。院子的主人，何仁甫，蒙古族人，何氏骨科的第四代传承人，与10号的杜自明同为四川四大骨科流派的代表。何仁甫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何天祥，四儿子何天佐和五儿子何天琪继承并光大了父辈的医术。他们的院落成为柿子巷唯一保留下来的院子，院内的建筑已重建，但院门还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模样。

我六岁时，在幼儿园，因为调皮，右手腕骨折，我父亲与何仁甫很熟悉，我称呼他何爷爷。何爷爷大手一捏，我错位的骨头就复位了。成年后我也觉奇怪，我怎么那么爱骨折，是因为邻居中有两家医德高尚的骨科医学世家吗？

      19号大院往西，是一排临街的平房，成都人称作铺面房。住了四家人。其中有我的同学，黄开明家，还有一户姓王，因其主人靠挑卖酱油醋为生计，人称王酱油。

    巷子南面还两个院子，17号和23号，两座院子的院门两侧都是铺面房，院子结构也有异于前面所叙述的院子。

    17号院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个师长的独院，解放前夕，师长逃往台湾，院子就住进其他人，这里面就有师长的下属，刘家，是国民党的排长，吴家是司务长。

  原来的院子只有邻街房和后面一排房子，房子后面是菜地和花园，五十年代，菜地修了新房，围合成一个天井，搬来西御街的几家拆迁户。这样院子就分成了前院和后院。最多时，前后院共住19家人，大部分人家的住房都比较小。

  前院有一个大院坝，东头有一眼水井，旁边有一个窄巷道通后院，俗称小巷子，西头有一条较宽的巷道通后院，俗称大巷子。

  23号的院子就很小。住了几家人。

  这两个院子和临街的铺面住着我班上的六个同学。刘华丽，张雅丽，邹田康，谢银芝，熊汉民，申明武。熊汉民家住铺面，六零年前后，熊父将铺面开成了猪肉铺子，但时间不长，其余铺面均仅住人，没有成为商业店铺。

      柿子巷院落的变迁，也可以折射出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

    在谈院落变迁之前，先谈一下金河和水井的消失。

      六十年代，金河河水的污染日易严重，相对应的是，地下水也被污染了，柿子巷院子里的井水有了异味，已不适宜饮用。金河街与同仁路交汇处设有一个自来水站，柿子巷的人们开始到这里挑自来水，一分钱一担，请挑夫就是五分钱一担。人们还继续打井水来洗衣服等非饮用。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与备战备荒建防空洞的同时，金河被盖住了，河面成了道路。井水在继续污染的同时，井水位也下降了，井逐渐被废弃，各大院落也相继安装了自来水。

        下面谈院落的消逝过程。远的不讲，从解放初期说起吧。首先，是王瓒绪的院子收归国有，住进了军队，五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了成都军区后勤部的保育院（幼儿园），一号大院的前半部分在五六年代成为了技工学校，八九十年代成了职业培训和介绍中心。现在成为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人民上访接待室。

  2号，4号，5号附1号在八十年代末拆了，在原址上建了三栋六层高的楼房，两栋成为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宿舍，一栋分给了不是财经大学员工的原住户。

  6号的命运很特殊，文革初期，由于6号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被成都科学器材服务公司征用，盖起了三层楼高的住宅楼。该楼与位于西胜街公司大院只有6号和8号之间的一段约30厘米的夹道相连，行走很不方便，修好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使用。科学器材公司就打起了8号院子的主意，因为公司与8号大院背靠背。1978年，经过协商，8号院的住户整体搬到红砖楼里，8号院子就拆了建成了科学器材公司的家属楼。搬到新楼十几年，成都司法局又看上这块地方，连同6号院一道拆了，8号的住户大部分搬到西门外的外化城。成都司法局大楼建了起来，现在挂的牌子是成都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此期间，5号附2号也拆了，盖起了科学器材公司的宿舍。

  7号院靠柿子巷的部分在五十年代划给了成都军区后勤部保育院，保留了靠金河街一侧的院子，文革初期，靠柿子巷一侧的花园又被占了，建起了街道生产组的厂房，之后不久， 9号院的住户也搬走了，原址上又盖起了厂房，接着，又将10号的后花园和12号的大菜园强占了，盖起第三间厂房。工厂可以进行简单的铸造和机械加工，工人有部分是当时“受管制”的人。

    10号院子原来是杜家的独院，文革中，先是一个斌升街派出所的干部搬了进来，后来就陆续有人搬入，成了一个大杂院。文革后大院归还给杜家，但再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面貌。

    13号院子因为院子大，房子少，63年后，在后院的空地上盖了一排房子，搬来了四户人家，前院盖了一排房子，搬来三户人家。院门东侧盖了一间厕所。用水还是要到隔壁的11号院的井里挑。在此期间，作为柿子巷标记的柿子树消失了。

    九十年代，12号，14号及以西的院落和铺面房陆续被拆掉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盖房子，现在是宽窄巷子旅游景区的停车场。11号，13号和15号也都拆掉了，盖起了楼房。19号的何家大院的平房被自己拆了，盖起了三层楼房，仅保留了原有的院门。为了方便汽车出入，又在原门的西侧建了一个大门，门上赫然用蒙文和汉文写着：特呼尔氏（何）宅。

    9号本来是街道生产组，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生产力低下的街道生产组难以为继，部分厂房盖上了房子，连同罗家大院金河街部分也盖了一些简陋的房子，这些房子成了出租屋，供一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居住，有人称其为贫民窟。最早拆掉茅草屋盖的第二间红砖厂房还保留着，成了废纸箱压缩包装“厂”，文革前的几十年间，9号，因为有茅草房屋，菜地和养有猪，成为都市里的乡村，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这里成了废品加工场和平民出租屋。它东面的军区后勤部保育院，除了一栋保护的西式大楼外，其余建筑都拆了，盖起了一栋约三十层的住宅大楼，住着军队的干部。我一看，门牌为柿子巷8号，这不是我曾经住的院子的门牌号码吗？我很感慨，此8号非彼8号矣。！

      10大院颇具戏剧性，上述房屋被拆后十几年间，院子一直 保留着。据说，产权已归属于成都统建局。最近，一栋造型别致的新房在10号原址上建了起来，院门外有四个醒目的大字：柿子书院。

院门西侧，那一棵近两百多树龄的银杏树依然挺立，枝叶茂盛，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书院由一间透明的大厅，几间房屋连着二层小楼。大厅的西墙是一排落地柜，上面陈列了各种图书。厅里的桌椅和摆设都透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有一棵古老的桂花树，用玻璃围起来，可以享受阳光和雨水，据工作人员讲，这是10号院原有的，刻意保留下来，我去时，还能见到金黄色的桂花花蕾。

我问：为什么叫柿子书院呢？工作人员说：因为柿子巷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我想，作为院落，柿子巷已经消失了，东头仅存了王瓒绪公馆的一栋西式洋楼（最近正在维修），中间有这棵近两百年的银杏树，西头有何家大院的门坊，成为柿子巷历史的见证。柿子书院是否会发掘和整理柿子巷的历史呢？修复后的王瓒绪公馆楼，又会展现一段什么样的历史画卷呢？我的记忆只是逝去的历史的一小部分……希望尚健在的邻居们，读到此文，能提供更多资料，照片和故事。

注：1，文中涉及到同学的部分，珍重同学的意见，用了化名。其余的名字基本上是真名，保持其真实性。

    2，文章的重点是叙述柿子巷大院的基本情形和消逝的过程，其中的人物只能是有选择地概述一二。

待维修的王瓒绪公馆楼

                    宁德宏

      2021年10月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