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勒内·梅泽洛瓦

花园里百花盛放，春意盎然。有两个老朋友正在散步。

一个是上议院议员，另一个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们都道貌岸然，谈吐严谨而又冠冕堂皇，均为地位显赫、声望卓著的庙堂人士。

他们起初在谈论政治，两人各抒己见，不过并未涉及政治理念，而是专论政治人物的是非短长，因为在这个行当里，人们重视脾性品格甚于理念观点。尔后又提起了几件往事，随即就沉默无语了，继续并肩漫步。暖风轻拂，他们浑身都感到懒洋洋的。

一个圆形的大花坛里种满了桂竹香，散发着甜美而优雅的清香，另有一片鲜花，品种各色各样，色调千差万别，在微风中吐露芬芳。还有一棵金雀花树，上面挂满了一串串黄色的花朵，随风散布着细微的花粉，好似一片金黄色的烟雾，闻上去则沁人心脾，它将花种洒满了整个空间。

上议员停下步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在空中飘荡、具有繁殖力的轻雾，端详着那棵金雀花树。它金灿灿地像是太阳，而花粉飞扬则如春情怒放。他睹物生情，感慨万分 地说："想来也颇为有趣，这些极其细微的芳香原子，将要飘散到千百里之外，去生根发芽，成树开花，棵棵雌树的纤维又将颤动，树液又将流淌，再长出有无数根须的植物。一颗种子衍生出生命，这与我们人类并无区别，有生有死，生生死死，繁衍不绝，这与我们人类有什么不同!"

随着阵阵微风，光华耀眼的金雀花树飘散着沁人心脾的香气，上议员站立在它面前，继续发表感想："啊，老兄，如果要您统计统计您到底有过多少孩子，您一定会感到很为难。您看这一棵树，它轻而易举地在繁衍后代，它把自己的种子任意挥洒而毫无顾忌，用不着担心这些种子的着落。"

院士补充说："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的朋友。"

上议员又说："是的，我不否认。有时，我们也将自己的骨肉抛弃不管，不过，我们至少知道自己骨肉的下落，而这，正是我们人类的优越性所在。"

但是，院士却摇摇头说：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想想看，我亲爱的朋友，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曾有几个自己不知其下落的子女。这些所谓的'其父不详'的孩子，几乎都是男人在不经意之中播的种，就像这棵树不知不觉就繁殖了后代。

您刚才询，这棵金雀花树究竟繁殖过多少后代，它是答不上来的。同样，如果要统计我们曾和多少女人有过关系，我们也会心中无数，感到为难的。

在十八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段里，如果把那些短暂的邂逅相遇与那些个把小时的逢场作戏都计算在内的话，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曾跟两三百个女人有过亲密关系。

那么，我的朋友，在这么一个庞大数目里，你敢说就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怀上了您的骨肉么?您敢说，您就不会也有一个儿子流落街头，沦为无赖，还曾抢劫谋害过我 们这些正派人，最后落进了大狱里么?您敢说，您就不会也有一个女儿流落风尘、沦为娼妓了么?或者运气好一点，她被其母抛弃后，现今正在谁家当厨娘么?

请您再想一想，几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娼妓的女子，每人总生有一两个孩子吧，这些孩子是从那一二十法郎一次的搂搂抱抱中产生出来的种，他们的父亲是谁，连那些女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所有的行业里，都是有赚有赔。这些私生子女就是娼妓这个行业里的'赔本'、'亏损'。父亲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上流人，就是您，就是我。这些孩子就是我们这些入在寻花问柳时制造出来的，而我们这种放浪行为实在很司空见惯，每当朋友们愉快地聚餐之后，每当狂欢的夜晚之际，每当饱暖思淫欲的时候，都会去放纵一番。

总而言之，小偷，流氓，所有那些坏蛋，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儿子。这对我们来说，总比我们是他们的儿子要好一些，因为这些坏蛋同样也会生殖的。

"就我来说吧，我就有过一段糟糕透顶的经历，一直使我良心不安，我愿意讲给您听听。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没完没了的悔恨，更糟的是，还带来纠缠不清的疑惑与举棋不定的为难，真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

二十五岁那年，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布列塔尼作徒步旅行，这个朋友如今已经是国务参事了。

我们发狂似的一口气步行了半个多月，走遍了整个北滨海省与菲里斯太尔省的一部分，这就到了杜瓦尔奈内。从那里，又沿着特雷帕塞湾走了一天，便抵达偏僻荒凉 的拉兹海角，在一个叫什么奥夫的村子歇下。但是，第二天早晨，我的同伴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乏力，卧床不起。我这里称之为"床"，只是出于习惯，其实这床只不过是两捆干草。

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病倒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因此，我逼着他爬起来又动身。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到了奥迪叶纳。

第二天，他身体稍为好了一点，于是我们又动身出发。但是在路上，他又难过得受不了，好不容易我们才熬到了拉贝桥。

幸好那儿还有一家客店。我的朋友病倒了。从坎佩尔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查出他在发高烧，但诊断不了是什么病。

您知道拉贝桥这个地方吗?不知道?好!我来告诉您，从拉兹角到莫尔比昂的这一大片地区，一直保留了布列塔尼的民俗、风习与传说轶闻的精华，而拉贝桥则是这 个地区里最富有布列塔尼情调的城市。直到今天，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改变，风貌依旧。我之所以说"直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每年都要到那里去一趟。

整个城市像一座古堡，它的塔楼的基座浸没在一大片水泊之中，水面上成群成群的野鸟飞来飞去，满目凄凉。一条小河从水泊中流出，沿海行驶的小海船由此溯流而 上，可以直达城边。狭窄的街道夹在古老的房屋之间，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男人都戴着大帽子，穿着绣花背心与四件重重叠叠的衣褂，最外面的褂子只有巴掌那么 大，顶多只遮盖住肩胛，最里面的那件则一直垂到裤裆上。

姑娘们个个身材高挑，娇嫩靓丽，穿着一种像护胸甲的呢坎肩，把胸脯紧紧束住，束得那么紧，简直叫人想像不出里面还有一双丰满而备受挤压的奶子。她们头上的装扮也颇为特别：两鬓各有一块彩色刺绣板片镶着脸蛋，并压住头发，那头长发像瀑布似的从脑后泻下，然后又绾将上去，堆在头顶，上面罩一顶式样独特的小帽， 小帽是用金线或者银线织成的。

我们那家客店有个女仆，顶多不过十八岁。她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淡蓝之中透出两点黑色瞳仁。她一笑起来，总是露出两排短小而整齐的牙齿，看上去结实得像能嚼碎花岗石。

她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会说布列塔尼地方话，一句法语也听不懂。

我朋友的身体迟迟不见好转。虽然末确切诊断出什么病，但医生还是不准他动身，要求他绝对静养。这样，我白天总是陪在他身边。那个年轻女仆有时给我端吃端喝，有时给他送汤送药，不断地进进出出。

她来的时候，我常逗弄逗弄她，看样子，她对此也颇为乐意。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因为双方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有一天夜里，我在病人身边待得很晚，回自己房间去时，在走廊里碰见那个姑娘，她也正要回自已的房间。当时，我的房门大开，我不假思索，就像是闹着玩似的， 猛然一下将她拦腰抱住，还没有等她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就抱着她进了房间，并顺手带上了门。她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只瞧着我，不敢叫嚷，惟恐闹出丑闻，先是被老板撵走，丢了饭碗，说不定还要被父亲赶出家门。

我本来不过是打打闹闹，开个玩笑，但一旦把她推进我的房间，我就起了占有她的欲望。于是，接下来的就是一场闷声不响的多回合搏斗，像运动员扭在一起进行摔跤，胳膊忽而伸张、忽而弯曲、忽而蜷缩，气喘吁吁，浑身流汗。哎哟!她抵抗得可真激烈。我们一下碰到桌子，一下撞上板壁，一下翻倒椅子。两个人都害怕吵醒 了别人，有时就互相扭着，一动也不动地停上几秒钟，然后又重新开始激烈的搏斗：我继续进攻，她拼命抵抗。

最后，她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我就在地板上粗暴地占有了她。

她一爬起来，就奔向房门，拉开门栓，飞快地逃走了。在以后几天里，我难得碰见她。她也不让我靠近她。后来，我的朋友病好了，我们又该动身上路了。动身的前夕，时至半夜，我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见她穿着衬衣、光着脚走进来。

她扑进我的怀里，充满激情地搂抱着我。一直到天亮，她都在拥吻我，爱抚我，同时不断在哭泣、呜咽。她无法用法语向我倾诉她的爱情与绝望，就用尽了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情爱方式来进行表达。

一个星期以后，我早把这次逢场作戏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类艳遇，在我们这些人的旅途中太司空见惯了，本来嘛，旅店里那些侍女就是供旅客们这么消遣的。

三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回想起这件事，也没有再到拉贝桥去过。

想不到，在一八七六年，我为了搜集资料，要深入考察该地区的实情，我又游历了布列塔尼，可巧又到了拉贝桥。在我看来，那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城堡的灰墙 依然立在小城入口处那一片水泊里。我住过的那个旅店仍在，不过经过翻修与改建，式样比较时髦了。一进门，就有两个十八岁的布列塔尼姑娘迎上来接待。她们长得娇艳、可爱，穿着紧身的呢料背心，戴着银色的帽子，耳侧还有两大块绣花片子。

当时是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坐下来吃晚饭，店老板亲自出来侍候我。看来是命中注定，我鬼使神差似的问起："您认识这家店从前的老板吗?三十年前，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十来天。这可是老话了。"

他回答说："那就是我的父母，先生。"

于是，我就跟他谈起我是怎么在这儿住下的，怎么因为同伴生病而耽搁下来。他不等我讲完就说：

"哦，我全想起来了。当时我十五六岁，您就住在尽头那间客房，您的朋友住在临街的一间，也就是我现在住的那间。"

直到这时，那个年轻女仆的形貌才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问："您还记得当年令尊店里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女仆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有一口白白的牙齿。"

他回答说："是呀，先生，你们来过这里以后，过了些日子，她在分娩中死去了。"

他用手指向院子，院子里正有一个又瘦又瘸的男子在翻动马粪，他说："那人就是她的儿子。"

我笑了起来："他长得可不好看，一点也不像他母亲，准是像他父亲吧。"

店老板说："那倒很可能，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到死也没有说出来。我们这里的人也都不知道她有过相好，大家听说她怀了孕，都大吃一惊，没有一个人肯相信。"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心里很不舒服。我们每逢大祸临头，心里总会有这一类不祥的预感掠过。我朝院子里的那人看了两眼。这时，他刚给那些马匹打好水，正拎着两 只桶，一瘸一拐，那较短的一条腿要格外使劲，显得特别痛苦。他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脏得令人恶心，黄色的长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像一根根绳子耷拉在脸上。

店老板接着说："他干不了多少活，把他留在店里只是因为可怜他。他要是一生出来就像别人一样有人抚养，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没爹，没妈，又没有钱。我的父母可怜这孩子，收留了他，不过，毕竟不是自家的人呀!这个理，您一定很懂。"

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还是在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宿下。一整夜都在琢磨那个叫人恶心的马夫，我反复思索："他会不会是我的儿子?难道是我害得那姑娘走上了绝路，是我造出了这个孽种?不管怎么说，这是可能的呀!"

我决定跟那个家伙谈谈，问清楚他出生的日期，只要差上两个月，那我就可以打消疑虑了。

第二天，我叫人把他找来。但是，他也不会讲法语。他一副愚昧无知的样子，懵里懵懂。我要一个女仆替我问他多大岁数，他也答不上来。他像一个白痴似的站在我 面前，两只骨节粗大、脏得令人厌恶的手，不停地摆异着他的帽子，他傻乎乎地笑着，不过笑的时候，嘴角与眼角都有点像他母亲。

恰好店老板回来了，他去找这个可怜虫的出生证书。他是在我旅居拉贝桥之后八个月零二十六天出生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八月十五日到达洛里昂的。证书上注明"其父不详"，其母名叫让娜·凯拉代克。

一看此证，我的心跳动得急剧起来，我觉得呼吸急促，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我瞧着这个牲畜般的家伙，他那一头黄色的长发简直就像一堆粪肥，甚至比牲的粪肥还更脏。这个叫花子被我瞧得直发窘，收起傻笑，扭转头去，迟迟疑疑地走了。

我沿着小河徘徊了一天，痛苦地反复思考，但考虑来考虑去有什么用呢?还是什么也不能确定!一连好几个钟头，我把种种正面的理由与反面的理由掂量来掂量去， 想要决定担负还是不担负做父亲的义务。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设想把我纠缠得心烦意乱，但总是回到原来那个可怕的疑问，即他究竟是不是我的亲骨肉?而最后，我仍然不得不确定那残酷可怕的判断：那人就是我的孽种!

我吃不下晚饭，早早回房就寝，但久久不能入睡。后来总算睡着了，却做了很多噩梦。我梦见那个粗野的家伙冲着我的脸嘲笑我，叫我"爸爸"。接着，他又变成了 一条狗，咬我的腿肚子，不论我怎么躲逃，他总是紧追不舍，而且他不再朝我狂吠，而是像人那样进行侮骂。然后，他又出现在法兰西学院我的那些同事面前，他们 正在开会裁定我是否他的生父，其中一位院士喊道："这是确凿无疑的!请诸位看看他长得多么像他父亲!"的确不假，我自己也看出来那怪物真像我。我从梦中醒 了过来，两人相像的这个想法已经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了，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无法抑止的愿望，想弄弄清楚我们在相貌上究竟有没有相像之处。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趁他去望弥撒时，跟他走到了一块。我给了他五个法郎，就在此时，我惴惴不安地打量着他。他接过法郎，猥琐地笑了起来，随后又因我紧盯着他而发窘，嘴里含糊 不清地咕哝了一句什么，就赶紧溜了。他咕哝的那句话，肯定是表示感谢。

和头一天一样，这一天我也是在苦恼中度过的。傍晚，我把店老板找来，跟他谈起这个可怜虫，我谈得谨慎小心、世故圆滑、巧妙迂回，我说，此人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如此可怜，我对他甚为关切，愿意做点什么事帮帮他。

但是，店老板很不以为然，他说："您就别转这个念头啦，这家伙一钱不值，您去帮他只会白受气。我嘛，雇他打扫马厩，他只干得了这个。为此，我管他吃喝，让他跟马一块睡，他也不需要别的了。您要是有条旧裤子，那就赏给他吧，不过，出不了一个星期，就会破成碎片。"

我打算再仔细斟酌一番，所以当时也就没有继续坚持原意。

晚上，那个混账东西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大发酒疯：差点放火把房子烧掉，还用铁锹打伤了一匹马，最后淋着雨倒在泥浆里睡着了，而这一切都是我的慷慨施舍所带来的后果。

第二天，店方要求我别再给他钱，他口袋里只要有两个子儿，他就要拿去喝酒，一喝了酒，他就会无法无天。店老板还说："给他钱就是送他去死。"的确，他手里 从来就没有过钱，除非有的旅客扔给他几个子儿，况且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金属钱币除了可买酒喝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用处。我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几个钟头，打开一本书假装在阅读。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直在暗中观察那个家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想在他身上发现有没有像我的地方。找来找去，我在前额与鼻根处 似乎找到了几根相像的线条。于是，我就确认我们的确长得很像，只不过因为我们穿着打扮不同，再加上他那一头可怕的长发，而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我担心在这里老住着不走，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只好给老板留下一些钱，用来改善他家这个雇工的生活。然后，心情黯然地离开了拉贝桥。

六年以来，这一桩心事，在这桩事上的犹疑不决、举棋不定以及围绕这事的疑云，一直纠缠着我，使我痛苦不堪。每年，总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拉到拉贝桥去。每年，我都要让自己去受一次罪，到那里亲眼看着那个家伙在粪堆里干活，心里惦记着他就是我儿子，不断想方设法要帮他、解脱他，但又始终束手无策。每年，我从拉贝桥回来以后，总是更加彷徨，更加痛苦，更加焦躁不安。

我曾经想送他去受些教育，但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白痴。

我也曾设法使他在生活上少受点累、少受点穷，但他又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我给他的钱，他都拿去喝得精光，甚至把给他的新衣服也变卖掉换酒喝。

我也曾多次拿钱出来，打动店家的怜悯心，让老板多给他一点照顾。最后，店老板倒感到不解了，他合情合理地回答我说："先生，您为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会害了 他。对他就必须像对待犯人。他只要一闲下来，或者过得轻松点、舒服点，他就要胡作非为。您要是愿意行善、做好事，被遗弃的孩子多着呢，您可以领养一个，不过要挑一个值得您去费心费力的。"

对此，还有什么可说呢?

折磨我的那些问题，如果被人有所猜测、有所觉察，这个蠢货就一定会起坏心，他会敲诈我、损害我，把我给毁了。他会像我梦见的那样，叫我"爸爸"。

我想，是我害死了他母亲，也耽误了这个低能儿，让他在马厩的粪堆里像蛆虫一样长大。他如果也像别人一样得到抚养教育，那他也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正常人。

只要一面对着他，我就想到，他出自我的血统，是我的亲骨肉，作为父与子而血肉相连。我就想到，根据可怕的遗传法则，在数不清的生理因素上，他就是我的一部 分，血是我的，肉是我的。我还想到，他甚至跟我有相同的疾病基因，有相同的七情六欲，请您想像一下，我一面对他就想到所有这一切时，那种奇特而复杂的感 受，是多么一人难以忍受。

但我偏偏老是想去看他，这种愿望牵肠挂肚，挥之不去，而一见到他时，我又感到非常痛苦，经常是一连好几个钟头呆在窗前，看着他翻动牲口的粪土，然后用车拉走，看着看着，我就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

有时，我真忍不住想去亲亲他，但我至今却从未碰过他那双脏手。

院士说完就不再出声了。他的那位政治家同伴，轻声喃喃道："是呀!我们真应该多关心关心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阵微风掠过那棵高大的金雀花树，摇动着繁盛的花串，从树上飘洒而下的芳香轻雾，笼罩着这两个老人，他们都深深地呼吸着这阵阵香风。

最后，上议员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说真的，二十五岁的确是黄金年纪，哪怕会留下这么几个孽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