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质与意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通常的观点大多是基于观察者（思考者）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这便面临一个问题，即观察者自身与物质、意识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若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为避免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来阐明物质与意识这对关系试图表达的哲学内涵，并概述性地讨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本我 逻辑域 实践

一、本我与存在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普遍存在着一个误解，即将认识的结果等同于认识本身。然而，如果认识成为了研究对象，它其实就成为了认识的结果。这样的误解更导致我们对于认识的要素的误解——观察者和观察对象。

       这是两个集合，也正是我们的误解之处——将真正的认识要素掩埋于一堆关于认识的结果之中。然而，如果我们真实地处于认识过程中时（就像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这样），就应该能体会到，认识的要素很单纯——我与世界。

       “我”独立于“世界”之外，彼此的关系即“认识”。认识是我对世界的解构，其结果形成世界的“构象”。这就是说，“世界”是可知的，而“我”是不可知的。为了与通常所理解的“我”相区别，名之为“本我”。

       “本我”如同一面可以反映世界的镜子，且这面镜子无法被世界证明或证伪。

       “认识”即“存在”。“本我”不可知，故“存在”不可知。

二、构象与表达

       构象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组装——构象没有结构，它总是“新的”。

       不能说改变了构象的某一部分——任何改变都是涉及全部的。

       构象不能脱离本我，如同世界的投影无法离开镜子，它只是可以被表达的。

       表达也是认识，但通常，我们将表达独立于认识，这来源于一个误解。

       对阿基里斯悖论通常意义上的理解便是在时空观上表现出这样的误解——从阿基里斯的立场看，时空是一个尺度，是度量世界的真理；从龟的立场来看，时空是一个原点，是世界之外的无理的“此在的我”；从“第三者”的立场看，时空是一个无限存在的错觉，就如同将“龟”认为是龟，将“阿基里斯”认为是阿基里斯，但所谓的“第三者”是无意义的——“认识”从未涉及“第三者”。

       我们即可以站在“龟”的立场，也可以站在“阿基里斯”的立场，但处于前者的立场，我们无法表达；处于后者的立场，我们可以表达，但表达的不能是表达本身，而只是表达的结果。

      “此在的我”（即“本我”）是不可表达的，所能表达的只是时空的度量；但基于“本我”，表达才成为可能。

       表达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在能够表达之前，我们一定不是一无所知的；它更像是雕刻——在构象上刻出许多“看得见”的线。

       这种“看得见”，区别于形式上的具象符号，只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才表现出来，称为映射。

       对于表达来说，符号不是构象的载体。更准确地说，符号是构象的导体——唯有构象之间的映射成立，符号才有意义，才能称为表达的符号，或者说表达便是构象与构象的映射。

       语言表达是表达的子集，其形式称为语言符号。

       基于映射中构象的关系，语言表达可分为“思考”和“交流”——区别于“他在思考问题”这样的语句中“思考”一词所表达的含义，称之为“自思”。

       语言表达的自思与交流的二重性便是语言与其他表达方式的不同之处。

三、逻辑域与命题

        交流就像是在构象上刻出一条条由语言符号组成的线条——这会形成新的构象，对于后者，语言符号便是构象的一部分。

       自思则像是搭积木，语言符号是积木间的连接点——自思便是依靠语言符号对构象进行分解以及建构，其结果称为思想。

       语言符号之间的连接方式称为逻辑，就像图画中线与线的关系。因此，逻辑是表现在思想之中，而非思考之中的。

       自思是如何进行的？这无需也不能表达出来，就如同搭积木，只需要明白积木之间该如何组合，而不会去考虑拿积木时手指间该如何配合——思考是无逻辑的，而不是非逻辑的。

       思想如同宇宙（构象）中看得见的星辰（被语言符号标记）构成的星座，其基本单元称为逻辑域，它就像围棋里的“块”，但它的边界是在里面的。

       对于事物的指称，表现为“名称”，而对于逻辑域的指称，表现为“概念”——诸如“原子”一类皆是概念，而非名称。

       构象的解构与逻辑域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副模棱两可的图画——只有分辨出恰当的线条组合，才知道图画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清楚逻辑域的意义，但无法说出构象的意义。

       所以，想要一开始便说清楚“什么是语言”或“什么是物质”之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在一系列逻辑域形成后才可能做到的——这一类问题便成了逻辑域的意义而非问题——并由此构建出新的逻辑域。诸如此类关于概念的问题皆是如此。形象地说，我描摹出了“阿基里斯”，然后才可能将其指称出来。

       除了直接地指称，任一逻辑域都可表达为有限的逻辑域的建构，其建构的基本语言形式称为命题。对于逻辑域，交流便是以命题映射的形式来进行的。

       命题映射就像按一定顺序播放幻灯片——而非连贯的实时播放——然后才通过自思建构出逻辑域。因此，只存在命题映射，而没有逻辑映射。所以，交流往往会与自思相伴。

四、实践与自我

       在交流中另有一种带有指示目的的映射，称为指示映射。可以说，我们小时候第一次与人进行语言交流，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它类似飞行棋游戏的第一条规则——骰子掷到六，游戏便正式开始了。

       规则一开始便是以这种指示映射的方式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其导致的行为称为实践。

       指示映射如同两个人隔着一张不透明的幕布在玩手影游戏，彼此能见到的只是手的影子，所以，只需对手影的符合与否做出判断，游戏便继续下去，而不会在意对方手的姿势，甚至根本就无法看到彼此的手。正因为如此，是指示映射，而非命题映射，引入了语言判断。

       在语言判断中，逻辑域就像是下盲棋时的棋子和棋盘。

       “实践”一词是对指示映射的行为表现（手影）进行表达，而非行为本身。

       实践的主体是本我，是不能被指称的，所以关于实践的直接命题的主词“我”是虚指。因此，在自思中，其依旧表现为本我行为的构象（通常被称为感觉，虽然感觉以及对感觉的表达是截然不同的），称为第一形式；但在交流中，此类命题与其他命题相同，“我”转换成了可以被直接指称的主体，称为第二形式。如此，“我”完成了一种阿基里斯悖论式的转换。此类命题称为虚命题。

       “我”作为第一形式时，虚命题是独立的，具有事实意义，但不具有指称意义，因此不具有逻辑意义；而“我”作为第二种形式时，虚命题不具有事实意义，但具有逻辑意义，是与逻辑域相关联的命题。

        所以，虚命题具有事实和逻辑的二重性。

       通过虚命题，一方面，逻辑域具有了事实意义，表现为对命题真假的判断，或者说，实践将逻辑域分割并重构成一个个“真理性”的概念——虚命题便是逻辑域的边界；另一方面，逻辑域对实践起着阐明的作用——将概念的共性（手影）作为意义赋予个体行为，由此个体行为具有了社会意义，个体成为了社会的人。

       对于虚命题，通常我们更习惯用另一个词来表达——“自我”。

       “自我”是一系列虚命题的离散的集合，它如同神经元，将各个逻辑域以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

       当我们决定追寻真理时，自我便悄然出现了。然而，当我们想要思考（表达）自我时，它却像狡猾的兔子般，不可捉摸地在各个逻辑域间跳跃——每当我们以为堵住了它的去路，它却突然出现在了另一处地方；或许我们偶然捉住了它，却又会在下一刻去怀疑我们捉住的是否是那只兔子——每次我们自以为解开答案时，一定会同时释放出怀疑。

       我们怀疑世界，只是我们想要思考“自我”，而事实上，我们从未怀疑过这个世界。所谓的主观与客观只是刻意将人与世界在表达上进行区分，与存在的含义无关。

五、科学与哲学

       基于实践与逻辑域的关系，使得科学研究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1、提出假设性的理论；2、对假设性理论进行实践证明。通过实践，规则被强加于自然，使之表现出可用语言表达的规律。如此，已有的概念会被新的概念所包容，即所谓的“抽象”。

       所以，在科学中，越是抽象而接近“真理”的理论便越是与实践密不可分，或者说，发现它的偶然性便越大，并且自始至终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对实践自身提出假设并实践。

       科学依靠实践建立起了宏伟的宫殿，也因此使得其永远无法逾越实践这条界限，所以，如果一个理论的结论的真伪不需要实践进行检验，或者其真伪与任何实践自身而非结果相关，它是不属于科学理论的。

       在科学中，唯一需要而且必须批判的是理论。消极而通俗地说，科学是没有灵魂的。

       设想人工智能继续发展下去会是怎样的结果？也许人可以和人工智能毫无障碍的交流，就如同人与人之间那样，但这就能说人工智能的思维等同于人了吗？

       那么，两台人工智能之间会如何交流？只需将两者的智能终端相连，进行数据传输即可。但这并不是交流，而是彻底地同化。

       所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交流时，人是在进行交流，而人工智能不过是在玩一场语言游戏。

       进而可以设想，即便某一天我们被成千上万的智能机器人所包围，也许它们只是由一个智能中枢控制，“它们”只是“它”。如此，我们所谓生存的意义或价值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人工智能为何要控制人、取代人？是否在现今，这个问题这样问才更准确：是谁要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人？

       所以，科学是一个复杂而恢弘的空壳，虽然这个壳足够坚固，足以抵挡几乎任何来自实践的检验，然而，因其对于实践的绝对的依存方式使其天生便对实践没有选择的权力，也因此能轻易被任何裹挟在实践中的意义或目的所依附。于是，科学展现出其强大的变革力量时，也变成了人类各种私欲最好的遮羞布，借由绚烂的物质成果，两者被彻底捆绑起来，完成了一场对科学极华丽的包装。屠龙者变成了龙，科学被架上了神坛。

       回顾前面提到的科学研究的方式。对于第一点，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假设性的理论，至于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何则与个体的知识结构有关。对于第二点，则受制于实践条件，唯有满足相应的实践条件，这个人才具备实践的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一个人具备相应的实践条件，那么他便具备了对这一理论的真伪进行批判的权力。

       提出假设的自由，以及批判的权力——这两点便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科学理论的提出带有偶然性，是任何正常的个体都可以做到的，而科学理论的真伪则取决于实践的结果，所以，确定如何进行实践便使得所以科学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方向性，或者说，科学的发展方向可以被人为地选择。

       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便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理论被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甚至这些理论哪怕反复被证伪，却以修正的方式而再次投入大量的实践，而另一部分理论却被束之高阁，根本没有被实证的机会。这就像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某一棵树长得最高：砍掉其他的树。

       如今科学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提出理论的自由，更多的是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力。科学被关进了实验室或被戴上了“权威”这样的枷锁，被驱赶着往前走。我们通常会将人们对世界的改变所产生的不安归咎于科学，但从科学的本质来看，其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对理论的批判，它从不具备对任何科学理论的实践意义负责的能力。

       科学的发展有了方向，便意味着也有了尽头，不能乐观地想象到时一定会有新的方向——只从历史中便可找到大量事实来对这种观点证伪。尽头不一定意味着无路可走，也许是我们再也别无选择——当对科学理论的提出和批判成了少部分人的特权时，科学也就脱离其成长最好的土壤，哪怕拥有再好的实践条件，我们能做的也只是绞尽脑汁对某一理论证伪。

       然而，无论是从科学的发展史或者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科学都是朴素的，无关乎权力、金钱或地位，其兴起与发展就像是一朵朵在人类精神中偶然绽放的智慧之花，不经意便组成了一片壮丽的花海。

       所以，科学不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表达，而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的表达——此谓之“德”。

       一花一世界，众人对世界的认识的表达的集合才最终构建成辉煌的科学体系。

       所以，科学立于德，而德至微。

       诚然，科学生而就不具备对实践本身进行批判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批判的能力。回溯历史，科学的发端来源于哲学，而哲学从兴起之初便在向着两个方面发展——人与自然。

       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哲学不是逐渐衰老，它只是不断地将一方面的工作交付于科学，却一直保留着另一方面的工作——对于实践的批判，或者说，对于人性的阐明和审视。哲学将星空交付于科学，而将对道德的批判的权力保留了下来。

       所以，当代哲学肩负着与科学截然不同是使命，它无需通过捆绑科学来为自己正名，更不必将自己视作孱弱的老人，需要借由科学的拐杖才能蹒跚而行。哲学需要直面实践本身，对实践的意义加以审视。哲学应当成为科学前进唯一的指挥者和批判者。

       哲学不能指望利用科学来构造人性，那样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将人性分解得支离破碎——科学的建构必然会将规则强加于其上。哲学应当将科学当做镜子——世界的缩影，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哲学的首要任务都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人活成一个人？

       所以，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方式是大为不同的，其对人的建构，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实践的状态。如果说哲学是一门学问，那它的第一位践行者和第一位批判者一定是自己。

       哲学理论不存在真伪的评判，要么付诸于实践，要么沦为空谈。我们不能将某个时代科学的贫乏归咎于哲学的空谈，但我们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哲学若只是沦为空谈，那科学要么被困于囚笼，要么卑贱如尘埃。

       对于科学理论，我们可以批判其虚假，但对于哲学，我们只能见证一个个哲学思想的消亡，因为当其践行者逝去时，流传下的文字不过是空洞的符号——其不具备科学理论般证明真伪的要求，所以较之被证伪的科学理论都不及。唯有人承载着这些的思想去实践，并不断前行时，哲学才真正履行着其使命。

       哲学和科学一样，都扎根于实践，而且因为前者更崇高的使命，其本身也更加朴素——每一个人都是践行者，每一个人都可为实践发出自己的声音。哲学就像是开放在人生之路上的花朵。

       哲学是对实践的批判，其本质便是对自我的批判。

       所以，哲学始于道，而道至私。

六、人与社会

       社会结构在语言上可以描述为规律，但具体表现为规则。

       规则是对实践的指示，而非对行为的指示。所以，实践是规则对本我行为表现的选择的表达。

       因为逻辑域足够复杂，所以规则可以很简单；同样因为逻辑域太复杂，所以规则也可能很复杂。

        因此，一个社会的结构不是由其规则决定，而是由实践与规则的符合程度决定。

        所以，社会是一个离散的结构体，而非一个逻辑的结构体。一个社会不会一开始就设计好该怎样的，个体也不是为了社会整体结构如此设计而存在的，相反，正是因为个体如此实践，导致社会表现出如此的结构。

       所以，社会结构在时间逻辑上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其评价的标准不是真伪，而是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不是随机的掷骰子游戏，而是能够选择的。个体的实践与规则的符合程度越高，且相关个体数量的占比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明确。所以，一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在于个体应该按照怎样的规则进行实践，以及个体如何实践。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实践结果，但社会结构表现为实践的状态，而非结果。

       由此，可以粗略地说，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道德——如果是按前面阐述的“道”和“德”的含义作理解的话。“德”确定了实践的可能性，而“道”确定了规则的选择性。

       那么，道与德是如何真正形成的呢？我们可以将其统归因于教育。

       教育决定了社会结构。但因为这种决定性并非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其影响往往超越一个国家或朝代的时间段，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又出现了特定的教育机构，这便导致我们的误解，将教育看成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时间关系上的延续性，使得这种因果关系显得更加明确。设想将一个原始部落的人群置于一个空无人烟的现代化城市里，或者将一个现代社区的人群置于一个原始部落的环境中，两者会怎样发展？

       落后的教育会让一个社会结构出现退化甚至瓦解，先进教育起到的作用则相反，这种变化会在明显的社会变革之前便在教育中出现征兆。某一领域的技术的退步不是因为文字记载的遗失，而是技术传承的断代，道与德的退化也不是在于社会如何宣扬，而是其秉持的人的消亡。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记录在文字里，而是通过教育与传承不断流传下来。所以，一个社会是不是进步的，不在于其当下的科学技术多么先进，更不在于其物质成果多么丰富，而是其教育的结果。

       所以，一个探讨社会结构的理论唯有将教育包括在其核心内，才是真正完整的。

       然而，现今的任何社会结构模式都是不完善的，因为教育被当成了生产工厂，试图“生产”出与某个社会结构完美契合的个体。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反而使社会的结构越来越松散——因为规则对实践的约束总是被动的，并最终归因于独立个体的行为表现。

      回归前述，无论一个社会多么的繁花似锦，也只是人类的投影斑驳交织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