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0日（农历）我坐在火炉面前看着擎着两根天线的黑白电视机里的春晚倒数计时跨过了一个世纪，我偷偷的跑进房间里写了一篇日记，过了一个残旧的世纪，新的世纪里开始了属于我们的青春。
我错过了2001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中国申奥成功的喜悦，但在举世欢腾中我闯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并不知道他们因何而欢腾。9月份我辗转到了我上初中的小镇，我以数学不及格的优异成绩找关系在父母工作的当地上了当地中学里平均成绩最差的一个班。姑且就叫它小镇吧，因为它真的很小。马路的左侧是稻田，呈梯级状，站在池塘的中间往下看稻田跟着沿路而来的水泥马路在远处转了个大弯便消失了，往上相隔二百米左右便已是小镇中心，说是人群聚集区可能更加贴切一些。左侧是高高的围墙围着的学校，右侧是更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工厂，工厂里的废铁能给学生们带来一包劣质香烟，或去刚刚新开的小网吧去消遣一个小时。白天在学校的围墙里，晚上在工厂的围墙里，日复一日。
工厂看起来比外公家的房子要雄伟多了，两扇巨大的铁门顶上还立着标枪头一样的物件，门页被焊接成数不清的棱形，门页的中间是两块红色的铁片刚刚好拼成一个圆形，看起来像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威严而不可亵渎。以至于我们以后偷爬铁门出去上早自习从来都不敢从大铁门上方贸然僭越。不过与这样冷色调的钢铁骨架相比我更喜欢外公家大红色的木质大门。
工厂围墙内外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这边四层的旧楼和对面的七层楼的新楼住的人的身份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人总是能从一些细枝末节上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端倪，在以前经过的时间里我分不清楚谁高谁低，就像我始终认为外公家门口的矮桂花树和高梧桐树是同时种下的一样我以为世界总是平等的，这里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有达官富贵的，有傍着达官富贵的，有贫穷困窘的，有贫穷困窘也傍着达官富贵的。
铁门的正对面是我的学校的铁门，它们两个遥相对望着，互诉着衷肠，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一楼右侧的教室只需要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通常在上课铃声第二遍的时候从后门溜进教室里。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围墙外面的整个世界了。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大量着身边每一个人，我打量着这些我十几年都不曾遇见过的同龄人，我们讲着相同而又有些许口音差异的方言，陌生的面容上表情轻松而友好。我曾经试图描述我第一次进到这个教室里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像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时间维度里却碰到了许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般奇妙，但又不仅如此，我只能将这种感觉描述为“友好的躁动”，这是一个我觉得莫名其妙而又最贴近那个实际的词。
课桌上留下被镌刻的痕迹看起来似乎有些年岁，有的课桌上刻了“早”字，有的刻上了名字，有的刻上了两个英文字母中间用心形连接着，有些是被纯粹的挖了一个洞，凳子摇晃的声音像极了外公坐在竹质靠背以上翘着二郎腿抽烟摇晃发出来的声音，如果站在讲台上往下看像是一个经历了惨烈战斗的战场，痕迹斑驳，高低不平，新旧不分。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记得这些位置，我们如果能站在这教室里，一定会准确的指出自己当年的位置，指出刻字的位置，甚至会想起刻字的那把刀是特意从小卖部买回来的新的削笔刀。那一年我们很幸运，我们入学不久学校的泥土篮球场刚刚改建成了水泥球场，那个篮板只剩下紧箍篮框的木条和篮板上沿一根木条的篮球架也刚换成新的玻璃篮板。这时候的友情像是一杯刚刚泡下去的浓茶，在杯子里绽放，拥抱，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入口即苦，尔后便甘甜无比，回味无穷。这样的岁月里总是充满了故事。
认识他们到那天是他们第一次陪我从学校门口穿过窄窄的田边小路，经过池塘，踩过那一片松软的稻田。我跟他们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指着那刷着红色油漆的大铁门说，我就住在这里面。直到许多年后我搬离这里，朋友们都一直以为我的家就在这里。田间这一路放肆的欢笑开启了人生中最多彩的岁月。那年，学校的广播里不厌其烦的重复播着《双截棍》，满学校的喇叭裤，T恤上要么印着“F4”的头像，要么背后就印着“F4”的艺术体字，那时候的娱乐圈对于我们来说，就只有那四个颜值爆表的长发帅哥和一个永远只能看到鸭舌帽和半张脸的男人。
我一直都不记得她是怎样走进了我们之中的。就是突然就站在了我们面前跟我们称兄道弟了。也罢，那我们就称兄道弟吧。上课时，写各种各样的小纸条，趁老师在黑板上书写时在空中传递，或是在策划放学去哪里玩，或是传递一些青春萌动时的互相猜忌，抑或是为了昨天说错的话道歉维护组员之间的感情，我至今还保留这一些纸条，内容大概是“永远是朋友”之类云云，字迹早已褪色，英语本子上撕下的黄色纸张也已毛糙不堪，它就那样躺在日记本里，看时间流过，丝毫不倦。
2002年中国0:4负于巴西但也算是在世界杯上露了脸，我们还没有那些愤世嫉俗的愤怒，学校只有篮球场，足球场？也许后山那片体育老师罚我们跑步的小操场算是吧，足球？也许那些被打烂了的篮球算是足球吧。那年冬天下雪的时候，我没有爬铁门左侧的小门出去上早自习，很早我就能听见学校里宿舍那一片地方人声嘈杂，我拔着铁门往学校看，那里人声鼎沸，那一片洁白的世界也许我留下的是第一个脚印呢，想着不禁得意的笑起来。我小心翼翼的踩进了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却分明看见两行脚印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池塘边时脚印竟消失了，心里嘟囔着居然还有人比我还早呢？放眼望去田间地头竟都不见了土黄色的萧瑟，那在清晨些许微光下渲染着雪白的银覆盖着池塘四周，它像是个揉不开惺忪睡眼的婴儿稍微大声点说话就会哭出来似的，学校后山的树林像是披着白色的大衣在舞池尽情狂欢后袒胸露乳又骄傲的展示着自己本来狂野的深黑。一进到校门，才发现他们在操场上的恶战早已经开始，教室里像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我从背后掏出两个雪球扔向你们，倏忽便收到了疯狂的报复。这场雪更像是自然在我们这个岁月里特意安排的恩赐，安排我们在晚自习过后偷偷跑出散步，我撑着伞，小雪纷飞，黄光漫漫，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来来回回，依依不舍，那是在那悄然心动的岁月里留下的最写意的人物画。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从学校到我家所在的工厂之间的第一串脚印是她一大早要来等我去上早自习所留下的。这场雪几乎供我们狂欢了一个礼拜，我早上很早就爬起来到宿舍找他们，趁他们在还被窝把冰凉的手伸进去取暖，下晚自习玩到宿舍熄灯了我才一个人走回来。学校的宿舍前面是一片小竹林，竹林下面是一段不高的围墙，围墙的外面有一只被拴住的狗，不知道是谁的却也活的挺好。逃课，爬围墙出去打牌，打游戏机总是从这里走的，这片林子里几乎每一棵长得硬朗一点的竹子上都密密麻麻刻下了名字，图画，一些没说完的话，没讲完的故事，没描摹过的痛苦与悔恨，我清晰的记得在其中的一棵竹子上我们刻下了彼此的名字，这写名字随着竹子的长大而长大，颜色由最初的鹅黄渐渐变成浅绿尔后变黑，我们躁动着长大，一骑绝尘后黄烟漫漫。
2003年非典到来的时候，直到生活老师每天都熬一大桶黑色的草药放在教室里让我们每个人必须都喝一大杯的时候，我门都以为是学校在改善生活而免费配的茶喝。渐渐的学校里戴口罩的人多了，整个学校蔓延着浓浓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我也被妈强制性要求带着口罩上学。我们聚在一堆讨论着也许会停课，于是就等着停课，结果等到学校里没了草药供应，没了消毒药水味道，没了戴口罩的学生也没有停课，非典就这么过去了，举国悲伤的日子里，我们毫无顾忌的笑着，拥抱着，牵手趁着夜幕跑到某同学家里偷红薯烤着吃，打牌，聊天，累了就睡在一堆，天蒙蒙亮又赶回学校上早自习。
我离开这里之后去给语文老师拜年的时候她常说起那段时间，我以为只有我们记得的事情她竟然记得比我们还清楚，她知道我们在干嘛，知道谁在早恋，知道我们被罚跑步是因为去了谁的家里吃了人家家里留着过年的花生。她说，只要你们都上进，没有变坏，我就心满意足了。依然是我们围着老师坐着，她似乎变的比以前矮小却看起来更有力量，我们长的高大在她面前又仿佛依然矮小。竹林里的其中一个名字走了，她走之前送我的风铃我在第三次搬家的时候打碎了，在此之前这串风铃一直挂在我床头，我翻一个身它就会清脆的提醒我它就在我头上。在等书信的日子里我会回忆起那段我不跟他们一起去玩的时间我对她的态度，也会回忆起我发现她跟他们在一起时某些早已显现的又像是故意制造的暧昧情愫。在那个还分别不出来喜欢和在一起的分别的时间里，心里那支纠结难受的笔已经开始书写了初心萌动时心里作下的诗句。当我们以为这个不高的围墙里只会有相遇不会有离别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向另一个围墙。
2004年，我买了属于我的第一本小说《一光年的距离有多远》，看完的时候，我们毕业。竹林下面那一段不高的围墙轰然倒塌，狗在倒塌中受伤之后被看守宿舍的大爷炖了狗肉火锅。学校前面又开始打另外一个新的篮球场，山后的操场据说也铺上了跑道，宿舍楼的后面又盖了一栋新的宿舍楼，我们的教室门牌上也换上了更吉利的数字，教室里的桌椅也已经全部换成了新的，铁质的桌脚，防火板的桌面被拴死在了教室里固定的位置上，站在讲台上往下看，像是刚刚被休整过的战场，整洁明亮，趾高气昂，留下的关于我们的，只是墙壁上用铅笔写下的名字，歌词，或作弊才能用得上的一些化学公式。
再后来，教室背粉刷一新，我们一跤摔进了那片茫茫白色里。
终于，那份躁动还是留在毕业照凝固的瞬间里，只有我和他们，她却在信里。
终于，我们走散在流年里有在另一个流年里冰释前嫌。
当我们再次拥抱，我们会记得那一年，我们彼此亏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