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学的德语专业，当时我们的德国国情课就提到，德国人口持续负增长，未来人口老年化问题严重。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德国教育行业来说，人口长期负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小学学校生源不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德国学校，尤其是私立中学开始面向世界招生，走向国际化。

路易森德隆去年大约有370个学生，其中国际学生60来个，来自中国、斯拉夫国家（俄国、乌克兰等）和西班牙葡萄牙语国家的国际学生大致各占30%左右。国际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语言障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中国的中小学只开设英语，德语只有极少数国际学校的高中开设，通常强化一年就出国，所以语言对于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来说是第一道难关。

语言和文化不分家，如果说语言可以强化，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就只有在碰撞中各自体会了。中国学生初到德国学校，最不适应的是这儿的评分制度。德国中学，平时成绩占60%，期中期末的考试成绩只占40%。德国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和思辨讨论的能力，上课尤其是文史哲的课，自由度非常大，基本上是老师确定一个主题，学生们各抒己见，教材和教学大纲当然也有，但是文史哲的教材能用个30%就不错了。文科课程，学生都必须轮流做口头报告，老师会给出做报告的要求，也会给一些引导题，但同时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中国学生因为在国内上课没有养成思辨、讨论和做报告的习惯，到了德国，积极参与课堂这一要求让他们非常难以适应，除了语言上的困难之外，我觉得文化差异是这个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我记得自己在德国读书时的一次心理历程。德国的大学有理论课和讨论课之分，理论课以教授讲为主，讲授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讨论课则是选择一个主题，没有正确答案，大家自由讨论，各抒己见。我初到德国上讨论课的时候基本不发言，不仅不发言，看到其他同学潮起云涌、热烈讨论的时候，我想的是，“这有什么好说的，真幼稚”，“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你只站在一个角度，怎么能考虑得全面呢？”，“片面的答案是错误的答案，错误的答案还是不说为好”等等等。人是环境的产物，这种心理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热衷于参与的我终于憋不住了，也开始参与发言了，不管自己的答案是不是幼稚，考虑得是不是全面，我发了言就有一种淋漓畅快之感。后来我总结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西方，发言看中的不是对与错，也不是全面不全面，而是每一个人平等地参与。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即使单个的答案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所有人的答案加在一起，问题似乎就清晰了很多，因为不拘泥于书本上的正确答案，往往还可以推陈出新。没有人会因为答案错误或者片面遭到嘲笑，他们也不会因为提供了错误答案而感到面红耳赤，而是将讨论的这个过程看成学习的过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别人不认同，并说明了理由，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更深入了。也是因为这一点，我想，西方人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发言权，也尊重他人的发言权。

今年我们学校有一个中国学生，高中毕业考口试选的是哲学，主题是：灵魂和死亡。考试30分钟，10分钟自我陈述，20分钟老师提问。他在10分钟里面，阐述了东西方哲学和宗教关于死后是否存在灵魂的种种理论和观点，之后引出西方宗教哲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逻格斯”(英语：Logos）和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概念“道”，他对这两个概念比较了异同，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都是“最后的真理”，可以脱离于肉身存在，这是它们的相同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的“逻格斯”由话语构成，文字是“最后的真理”的载体，“最后的真理”不仅可以表达，而且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东方的“道”则不可言喻，只能悟。当主考老师问道，为什么东方的“道”不可以说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道”过于博大和深远，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和传递。

他的这个报告对我的启发也非常大。西方曾经一度排斥中医里的针灸，觉得针灸不科学，就是因为针灸理论、包括穴位等概念，无法用语言说出为什么，无法用逻辑的观点推论，无法用仪器测量。后来因为很多病症用针灸，临床效果非常好，慢慢普及了，针灸也慢慢被西方接受了，现在针灸在西方已经成了很普遍的一种疗法。结合上面的观点，我认为，针灸是中国“道”的传承，而外科医生是西方“逻格斯”的产物。

学生最后将东方的“道”和西方的“逻格斯”解释成中国太极里的阴阳二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可缺，相辅相成。他的这个口试最后拿了14分，满分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