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自随。

我有一份工作，偶尔往来于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所。我上班时间不怎么规律，偶尔可以睡懒觉，偶尔出差，通常不会太晚回家。

我有一个妻子，她叫中，是硕士，是建筑工程师。

我有一个书房，很小，里面有张宽如房间的长书桌。书房有张大窗，田字窗，木头的框架，推开不会有吱嘎声。窗台有盆鸳鸯藤，爬在窗牗上，尚未繁茂到影响开关。有一张靠背椅，沉稳、柔适、可坐一整天。椅子后面有书架，不大，半架书，未满、未乱。绝大多数是新书，但每本都被随手翻过，取阅甚便。书桌半边放电脑，是笔记本但不随意搬动，玩游戏也坐在这里。另半边有副笔架，一叠宣纸，一张铺开的水写布。进出书房或者离家归家、煮汤烧水的时候随意写几个字。

我妻子叫中，我们住在一个小地方，离大都市不远不近，离山乡野不远不近。我的父母不在身边，她的父母也不在身边，我们还算年轻，父母也尚未老迈。这里的左邻右舍都很亲和，周围住了许多同事，我的或她的。

我们家里没有电视，在卧室还有张书桌，那是中的，上面放满工程学的书、图纸和尺子。平时我们话不多，她也看我的书，小说、古籍或是游记。看完一本就原封不动地放回书架。我写文，发在网上，她每篇都看，不评论。

通常中下班比我早，所以顺路买菜回来。我们的作息各擅乱场，并不按点吃饭。所以有时她烧，有时等我烧。我们熬夜是常事，若她先睡了，会到书房轻吻我的额头；若我先睡，则回到卧室，这点是我占了便宜，睡前能看到一个温黄灯光下的背影，那是一种平和温暖的守望。

中是建筑工程师，有大项目就长期驻守工地，一两月的分隔司空见惯。我时要跑大学和各馆所，羁旅习常。相互不见的时候我们会保持一条睡前短信，不论几点，先睡的一方只需要两个字：晚安。平日的异地交流不多，除却些大事，最多是推荐新猎的书，谈论工程进度。她在工地上也会抽空回家看我，偶尔我也看她，各自的生活并不觉缺失，浑然一体。

周六周日的时候至少有一天不想在工作中忙碌，我和中都起地很晚，可能到12点，或者更晚。囫囵刷牙洗脸，石头剪刀布下楼买饭。但多半是我去的，原因不详。这天我会把电脑提进卧室，或者直接玩她的，我还是爱打游戏的，不过声音会开地很小。中玩Pad，看讲坛、电影或动漫，也翻一翻轻松简单的书。兴致来了就拉上我一起。我和中都不喜欢逛街和看电影，我们偶尔会去小区或马路上走走，不大不小的地方，也没有许多花花绿绿的世界。两个月或三个月我们出去旅游一次，走的距离和时间取决于钱包的厚度。

我们的房子是长租的，这块租房远不像大都市那样紧俏，也不打算急着买房。我们的收入不算高，也不算低，中还要高于我。银行卡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她的和我的，在大衣柜的抽屉。密码互相都知道，用的时候各拿各的，用完了再拿对方的。

我和中的花费不多，中不热衷于买衣服，但还是要买的，偶尔逛街，更多是网购，这是一笔；中鲜少化妆，有几款固定的护肤品和保养品，不便宜，不过很耐用；我们各自出差的时候生活费是全报销的，我花费最多的地方是茶叶，出差到了茶乡，必搜罗些名茶回来；第二就是书，买了未必看，看了未必记住，但食髓知味，能让我感到快乐，就不必强调它的功能性。这样算起来我们手头是相对富裕的。我们有固定的经济目标，除去给双方父母寄钱，我们每月存入定期，称为“自由基金”。在任何时代，想要自由就必须拥有实力，而恰巧这个时代的实力，就是钱。顺便说一句，我和中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这也是我们在一起最核心的情感保障。

后来中怀孕了，这个孩子必须要，中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不可能承担堕胎的风险。这孩子的到来是我此生继步入从事的行业圈、和中结婚之外第三个巨大的变革。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始正视买房、父母养老、工作去留等问题，一切因素都变得棱角分明难以磨合。我们必须有人来照顾这个孩子，让父母援手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绝难容忍的选择，因为他们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受到自己当年的教育，况且一个有识者对“孩子”的定义总是比“一个健康活着就行的生命”有更深的见解。我和中也不能免俗。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离职或者请一个保姆。这就暴露出两个问题：钱和理想。

如果我们要买房子，就要开始负担房贷；请保姆意味着要省吃俭用增加这一大笔开销；离职意味着减少一大笔收入以及理想的夭折。我们的事业都在上升期，中想造更高更宏伟的大楼；我想写更深刻的文字，孩子突然成为绑架我们生命的黑手，把我们自由的心勒地体无完肤。中说：孩子为什么要在人最珍贵的青春年华里到来？如果多给我们十年，一切将多么完美。

有一天晚上我醒来，问中：“如果你不是硕士，也没有认识我。你在最美好的年龄里相夫教子、孝顺公婆，会不会比现在快乐？”中说：“你不是我的全部，家庭、父母和孩子都不是我的全部。我就是我，我的眼睛里有天空，我的心里有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