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必先岁气，重视节候
蒲辅周很重视《内经》“天人相应”观，强调临床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他在《外感热病的治疗经验》一文中指出：“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气候。”在他的笔记手稿中有这样一段回忆：1954年夏，成都麻疹流行，当地医生大都采用辛凉宣透法而医治无效，诸同道为之束手。我也感到苦闷，昼夜深思如何解除疾苦，默思二三日夜，恍然有悟。该年暑期，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旬日，老弱小儿日夜坐在床上，数十日不敢下地。人生活在气交之中，成人体壮者尚可支持，小儿弱质，怎经经得住暑热雨湿之侵。暑期一过，将近立秋，湿热蒸发，小孩发烧，麻疹皮下隐伏不透，此乃暑季多雨，湿遏热伏，按湿温治法通阳利湿，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获愈。此法果然奏效，并急告同道，试用后都获得了满意效果。在三仁汤中加进香薷一味，受到了同道的高度赞誉。
1955年夏，河北石家庄地区暴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当时死亡率很高，卫生部先后派出由北京医院、传染病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组成医疗队与协和的洋医生和苏联专家小组前往石家庄，也没能遏止住乙脑的肆虐蔓延。周总理十分关心，指示卫生部：“让中医想想办法。”卫生部立即组成了以秦伯未为组长的中医医疗小组，前往石家石家庄配合先后派去的西医医疗队进行抢救，但效果还是不显，后来卫生部又指示中医研究院组织医疗队下去，蒲辅周即是该队队员。
到石家庄后，蒲辅周和第一批医疗队的秦伯未等同道进行研究分析。
他提出石家庄当时正值酷热之季，久晴无雨，气候偏热，病属暑温范畴，主张用辛凉重剂的白虎汤进行治疗。
经临床投药后，效果非常明显，不到十天，死亡人数大大下降，遂将白虎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推广到整个石家庄地区，取得了显著疗效。
协和的洋医生和苏联专家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疗队回北京总结汇报时，周总理亲自参加会议并听取了汇报。总理兴奋地说：“蒲辅周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就连同行的卫生部首席顾问秦伯未先生，也不得不佩服蒲辅周技高一筹，从从此蒲辅周名动京师。
1956年夏，流行性乙型脑炎又在北京地区流行，一开始死亡率就相当高，各医院皆采用了石家庄的治疗经验，却未能奏效。
蒲辅周急患者之所急，亲自参加北京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医院的协作会诊，通过客观、仔细、全面的分析对比，翻阅文献，审时度势，知常达变，认为石家庄的经验，即用温病的治疗原则治疗乙型脑炎正确无误，但关键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论治。
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处暑季，但是当年石家庄气候偏热，在久晴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发病，病属暑温范畴，故用白虎汤能获良效。
而北京地区立秋前后雨水较多，气候偏湿，天气湿热，病属湿温范畴，如果不加辨证，仍以白虎汤救治当然药不对证，就会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病情加重。
他采用芳香化浊和通阳利湿的方法，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治疗，经临床观察，湿去热退，疗效显著，大大提高了治愈率，使许多重危患者起死回生，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一场可怕的瘟疫得以迅速遏止，北京不少危重患者转危为安。
1956年9月4日的《健康报》头版报道了这场中医药大战乙脑的成果。这是中医药运用整体观思想进行辨证论治的一个现代经典案例。
通过抢救大量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蒲辅周根据偏热、偏湿等不同的气候特点及发病过程，总结出了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解毒、开窍豁痰、镇惊息风、通阳利湿、生津益胃、清燥养阴等八法，大大丰富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床治疗方法。
1957年广州地区发发生流行性乙型脑炎，用前面两次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均无效，根据蒲辅周的辨证经验，用苍术白虎汤又获得了显著疗效。
直至85岁高龄，某个深夜，蒲辅周还应邀到北京陆军总医院抢救危重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温开与凉开并用，使重危患儿脱险获救，经调治康复而无后遗症。
这些医案，读来使人赞叹不已，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
在几次大的疫病暴发流行，并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严峻时刻，蒲辅周都以济世活人之心和超凡的医疗技术，对疾病辨证论治，独辟蹊径，出类拔萃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请参考“临床经验”之“重视时令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和“治疗外感时病的经验”的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