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以来，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的过程，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性别失衡带来的“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婚姻市场中女性根据“钱”、“权”、“才”、“貌”等方面对男性进行选择，低收入的贫困男性因为各方面条件逊色有更高的概率成为“剩男”。无法在婚姻市场上寻到如意伴侣，这可能会引发“剩男”这一群体对生活和社会的不满甚至仇视，由此引发卖淫、嫖娼、拐卖人口、性传播疾病、暴力等相关问题，这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现了严重性别失衡？
一、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观念
虽然已经21世纪了，但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似乎还影响着整个社会。
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其中重男轻女就是儒家思想宣传的一个重要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宣扬的“三纲五常”开始成为历朝历代维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正统思想，到了宋朝，二程和朱熹更是将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理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严格的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吾国吾民。正如我们在宋代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看到的一样，明兰作为庶女地位低下，要想在这个规矩严格的宅子里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循尊卑，学会收敛，而主君和兄长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
除此之外，一个家庭还需要靠男孩来维系家族血脉、养活年老父母，因此儿子显得比女儿更重要。女儿总归是要嫁出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最后养老的还得是自己的儿子。
二、计划生育政策
如果仅仅是“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恐怕还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和“剩男”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可谓成为了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原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开始实施经济处罚，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一胎制，家庭对男孩的需求就和国家的政策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父母可能会使用堕胎、遗弃甚至是溺婴等手段，对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1984年，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实行“一胎半制”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头胎生的是女儿的夫妻生育二胎，这一政策给了农村地区夫妻更大的选择空间。
三、平价的产前性别鉴定技术和堕胎手术
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技术支持。女性怀孕后想方设法通过做B超鉴别胎儿性别,并违反规定进行选择性引产，不少个体诊所和乡镇卫生院管理上的漏洞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
四、性别收入对性别偏好存在影响
然而，以上三点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性别失衡问题。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为什么还会存在严重的男孩偏好？我们难以相信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会这么大。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社会文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也是因为男性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更强。同样地在今天，我们也不难理解，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依然需要重劳动力，后代是男孩子，就等于拥有了更加充裕的劳动力，也就等于拥有了获取更多财富的机会，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村的性别失衡问题更为严重。
学术界赫赫有名“DID小公主”Nancy Qian（钱楠筠）就基于巧妙的DID模型设定，证实了经济条件影响了父母对女孩(相对于男孩) 的需求这一观点，为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增添了经济上的解释。这篇文章的逻辑是这样的：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由于种植茶叶是女性的比较优势，种植果树是男性的比较优势，因此当该地区的茶叶价格相对于水果价格上升时，该地区的女性地位就有所提高。最后研究发现如果茶叶价格上升使得该地区女性收入上升幅度达到了平均家庭收入的10%，该地区的女孩比例就会提高1.3%；如果该地区的女性收入上升幅度达到了家庭收入的20%，该地区的性别比就会回到正常水平（西欧国家水平）。
结语：性别失衡的一端是因为堕胎“消失的女性”，另一端是被迫的“剩男”。性别失衡问题是以上四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理清思路，方能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重男轻女”损害了女性的权利，也将男性置于婚姻匹配困难的境地，可谓是害了女性也害了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