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是我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我退休后工作的第一站。1990年6月我被任命为电大副校长，协助兼职校长（教委副主任杨长喜）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90年12月杨校长离任，我副职主持电大工作；1993年12月又被任命为电大校长并兼任党委书记，到1997年5月退休。

退休后，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承建《教育学》课程，这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是通过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招标的方式确定承建单位的。我作为课程组组长，代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申建中标。从编写文字教材到制作录音、录像教材，历时三年，圆满完成了承建任务。建成的《教育学》教材一直沿用至今。不过，这三年我既不算电大的延聘职工、也没算返聘人员，用今天的话说算是自愿者吧！

这样，我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主事七年、又当了三年自愿者，在电大效力正好是一个时代，十个春秋！

      临危受命

    1990年，全国电大的事业发展都走向了低谷，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也是这样，过去高峰年份招生超万人，可是到1990年秋季招生只有千余人。人们开始怀疑电大的牌子还能挂多久？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还有自己的特殊困难——领导班子换届又严重缺员，对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来说这是雪上加霜：当时，校长、教务长离休；党委书记改任调研员；管教学的副校长调离、管后勤的副校长外借，学校原来的领导干部只剩下一位党委副书记。新任命的校长是教委副主任兼职的，并不在电大坐班。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学校协助兼职校长主持日常工作的，可谓是临危受命。但安排我的职务又不到位，心里很委屈：心想，我既不是年轻干部，也不是新干部，而且之前我在省教育学院已经主持过几年工作，若认为我不行，就别再让我主持工作；若认为我还能行，就应该授予相应的职务，让一个副职在这样的时候来带这样的一个班子，实在是太困难了；这明显的表现出对我的不信任，让我怎么开展工作！我把委屈向当时主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同志倾诉了，我说，既压任务又不授权；这真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的倾诉不仅没有得到他的同情，反倒向我重申了干部纪律：现在，省委正在抓干部不服从分配的典型，你要赶紧去电大报到上班，千万不要当不服从分配的典型。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只好到电大来负命了。

电大和教育学院在一个院子里，过去虽然来往很少，但彼此的基本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知道电大人事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事业发展又面临低谷，要做到不负使命，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那时，为了解决电大事业发展的危机，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几乎是不休节假日、星期天，加班加点的工作。这样，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针对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课题展开的调研终于获得了成果，工作思路明晰了。记得当时我们归结了三句话：一是拓宽专业；二是向农村延伸；三是发挥电大多功能作用。

在拓宽专业方面，特别注意向普通高校不愿光顾或一时还无力光顾的领域进军，发挥电大系统网络办学的优势，不断开设新的专业，满足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比如，当时开设的师范类理科劳动技术教育专业，就是针对当时广大初中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而没有劳动技术师资来源的现状，在全国首先开设的专业。这一举措受到了全省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的欢迎和大力支持，不仅当年的普通专科生招了470名，而且稳定了普通专科班以后的生源。

在向农村延伸方面，我们开办了中专农村家庭经营专业，为农村培养大批新户主，使电视中专得到迅速发展。

在发挥电大多功能作用方面，我们面向社会举办“职业道德基础理论知识”讲座，全省有十多万人参培。

就这样，全校广大教职员工经过两、三年的共同努力，平稳渡过了生源危机，学校人事方面多年积累的矛盾也在工作进程中得到缓解和相对解决，学校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1993年12月8日，省委常委讨论人事任命的会议刚刚结束，组织部长刘雅芝同志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转正”的问题通过了。当时我又感动又兴奋，说：“刘部长，咱们没见过面呀，你怎么这样关心我。”刘部长诙谐的说，本部长不管认识、不认识，对干部都一样关心。这几年电大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都知道，你在那支撑门面不容易。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我为你高兴，所以打个电话告诉你！

几天后，省委组织部按惯例找新任主管作上任前的谈话。那天，找我谈话的是崔副部长。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你不仅校长的职务转正了，还要兼任党委书记，组织上就把全省电大交给你了。”

回忆这一段往事，我似乎又一次醒悟了一个道理：“是金子，其光彩总是会被人发现的。”作为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自己感到是受了什么委屈，都要积极面对，严格检点自己，以更加优良的表现去推荐自己；反之，如果采取闹情绪、搞对立，破罐子破摔，不仅会就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实际上也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

                强化教学管理

      上任不久正值电大期末考试。我让教务处派人和我一起去巡视考场。教务处的同志直言不讳的对我说：考场纪律不好。他们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法律分校的考场纪律更差，有一次监考老师去制止违纪的学员，这个学员是位公安干警，不仅不收敛自己的作弊行为，反而掏出手枪来威胁……当时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咱就去法律分校的考场巡考。

去前，我们没有通知法律分校，直奔考场。到考场一看，这哪里是在考试，就跟纪律不好的中学生上自习一样，抄书的、交头接耳的都有，而监考老师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管。我当了多年的校长，考场如此混乱，从未见过，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道，我是省电大校长，现在听我口令：全体起立，把手放下，就地站好。请两位监考老师把桌子上除笔和试卷以外的所有与答卷无关的东西一律收到前面来。两位老师清理好东西后我让大家坐下答卷。我和巡考的老师在考场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学员交卷后我浏览了一下，后面的题目绝大多数学员都没有作答。自然，这一场考试绝大多数学员都不及格。

法律分校的主要负责人不仅不做自我批评，反而强词夺理，出口不逊，最后竟发展到公然不执行《省电大关于加强考试纪律》的有关文件。

省电大对基层电大没有人事任免和管理权，我确实不能把这位负责人怎么样；但省电大掌控全省电大招生的指标分配权。在制订下一年招生计划时，我们削减了法律分校的招生数量，并明确告诉他们，这是对他们无视电大考试纪律的一种处罚。

  对此，法律分校虽然一直不服、且耿耿于怀，但对各基层电大确实起到一些敲山震虎的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此举表明了省电大主要领导对严肃考试纪律的态度和决心。附带其他一些加强考试管理的措施，比如，开展“信得过考场”评比等活动，考试纪律有了一些好转。

考试纪律不好是表象，根源是教学搞得不好，学生没学到啥、没学会啥；改变考试纪律最要紧的是加强教学管理，保证开齐课、让学生上好课。如果学生能真正学到一些基本东西，考试时有东西可答，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考场上全靠作弊了。

为此，从管理机构上，省电大增设了教学处，把全省各级电大的教学工作统管起来；从规章制度上，省电大下发了《关于不准随意变更教学计划的通知》《关于对教师任课实行计划管理的规定》《关于加强理工科实验课教学管理的意见》《关于教材征订分发的规定》《关于提高音像教材利用率的意见》《关于非专业人员不得参加评卷的规定》等六个文件，使教学管理逐步有章可循。尽管在很多方面还不尽人意，但基本上有了一个正常的教学秩序。

      电大也要抓科研

      这方面，我的前任彭昕校长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影响为省电大争得了学术地位。他创建的吉林省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学会同吉林省教育学会、吉林省成人教育学会等都是省里认定的一级学会。吉林省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学会刚刚组建就能得到这样的学术地位，彭昕老功不可没。为推动电大的科研工作，他还创办了《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校内又设立了远距离教育理论研究室，承办远距离教育理论国际研讨会，开展与国际同类院校的学术交流等等。彭老是我心目中一位知名的教育家，我很敬重他，继任以后，力求继承和发扬他重视抓科研工作的传统。

我深知，一个教师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提高水平。这对于指导好学生的学习，教好自己所教的课程，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关注学校里学术研究空气的形成。人手再少，科研部门的专职管理人员不减：经费再紧，有关科研的经费不挤。敢于承办各种理论研讨会，敢于往国外派访问学者，敢于接纳外国的留学生。我们还弊帚自珍！老师们的研究成果组织交流，所写的论文出专辑：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论电大教育》，收编了全省各级电大报送的有关论文；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科研成果汇编》；1995年又主动争取承办了全国电大远距离教育理论研讨会；1996年，编辑出版了《吉林电大教学研究论文集》……总之，尽量给老师们创造科研的条件和机会。

学校里的研究空气不是哪一位领导号召一下就能立刻浓厚起来的，需要厉任领导联手，经过不懈的努力、言传身带才能奏效；研究成果也不可能一鸣惊人，需要从工作性研究逐步过渡到前沿性研究。

电大是先上马、后备鞍，教师多半来自中学，与大学老师的要求往往各有不同的距离。越是这样，越要重视抓科研，通过科研提高教师，通过科研振兴学校！

        电大的机体是“系统”

        局外人不明白，省电大弹丸之地、教职工二百来人，又以专科为主，为什么按正厅级建制、享受本科院校的待遇；省电大的分校、县级和企业电大工作站的规模更小，为什么也享受很高的待遇？

其实，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电大机体的一部分，电大的机体存在于整个电大的系统之中。上有中央电大、下有省电大及其分校和覆盖全省各地的工作站，各级电大各司其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省电大更是承上启下，对其所属分校和工作站的教学工作负有领导责任，肩负的任务是很重的。这正是历任校长都把加强系统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的原因。

我1990年6月到电大，1991年5月就组织人员对所属市、地、州电大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1994年6月又对教学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后来我们又争取省教委下发了《关于加强电大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0条”，对市、县两级电大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建设、行政管理作进一步的规范。1995年10月，根据“20条”的要求，我们再次对市、地、州电大分校进行检查评估。这次检查评估还别开生面，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市、地、州教育行政部门贯彻落实“电大20条”上，评估市、地、州教育行政部门关心、支持电大的程度。从“电大20条”下发之日起，就贴了“安民告示”：在检查总结时，省电大设立“市、地、州教委关心、支持电大先进单位奖”。“20条”的下发和“市、地、州教委关心、支持电大先进单位奖”的设立，对加强电大的系统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95年岁末，虽已是冰天雪地，但在出席评估表彰会的电大人心里却是春意浓浓，这不仅因为有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和全省各市、地、州有关领导的莅临，也因为这次会议开得别开生面——省电大为获得“关心、支持电大先进单位”称号的白山市教委、松原市教委各发了5000元奖金（相当于当时省电大一个中层干部一年的工资）。钱虽不多，但情深意浓，进一步密切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

由于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大了对所属电大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全省电大系统有了进一步发展，省电大本部的办学效益也因此有了明显的提高。两年以后，1977年，省电大自筹资金建综合楼，学员从此有了自己的宿舍。

        “让部长听一听”的发言

        中央电大每年春天几乎都要召开“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1997年的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三月下旬在上海召开。我1996年4月5日就到了退休年龄，所以随时都有接到退休文件的可能。但我丝毫没有“退意”，坚守最后一班岗，不仅和往常一样忙碌着当前的工作，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续思考着电大未来的事业发展。其中一项是落实综合楼的建设项目，再一项就是准备好在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现在回忆起来，这两项工作后来都很圆满。大楼盖起来了，自不用说；参加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也露了脸。

在这次会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经验材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吉林、浙江、江苏、河北、内蒙、山东、甘肃、贵州和南京电大等9所学校。我们的发言排在第一个。会议组织者私下告诉我，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想让兼任中央电大校长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同志听一听。但会议开始前几分钟，突然接到韦钰部长因为临时有事要晚到一会儿的通知，会议组织者又临时决定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发言串到休息后的第一个，以确保能让韦部长听到。可见对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这次发言的重视程度。

那次我的发言题目是：“按着远距离教育规律办好电大”。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电大只有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才能求得自身的反展。这个“主动适应”的规律之所以存在，一是因为电大的专业设置是动态的，电大少有多年不变的老专业；二是因为电大课程是分级开设的，中央电大的统开课程从总体上保证了专业的规格和质量，地方电大开出的各种专业课则保证不同地区能顺利地培养出当地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三是电大办学实行就地招生，就地培养，就地使用，人才的需求与培养更加直接、具体。

二、电大只有注意发挥整体效益和系统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电大之所以具有现代化的特点，是因为它不仅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具备教育要素优化组合的特点，还因为它是一个系统：上有中央电大、省级电大，下有市地级电大和县电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和教育网络。系统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的功能之和，这是我们的优势。

三、电大必须“姓电”。即必须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确保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和教学的高水平。

围绕这三个方面，我介绍了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多年来坚持的一些做法和心得体会。

第二天，韦部长在部分校长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经验。

自己说自己一百个好，不如别人从客观上说一个好。参加那次会议，我心里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我还接受了一些媒体记者的采访，《吉林日报》《中国电大报》《中国电大教育》、吉林电视台等媒体都从不同角度宣传了我们学校的经验。

1997年的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就接到了省委关于我退休的文件。可以说，1997年三月的全国电大教育工作会议给我的公职生涯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