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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对地图是如此定义的：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制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在一定的载体上，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绘制的图形。而自1987年开始的出版的《地图学史》则说：地图是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这一定义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接受。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地图，既是一件物品，也是一份图像档案。它兼具文字与图像：没有文字无法理解地图，而没有图像元素的地图则只不过是一份地名列表而已。
现在我们制作一幅地图，似乎很简单。在卫星遥测、航拍、计算机辅助绘图等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地图制作者已经不再需要地理学、制图学方面的训练。但是在古代，制作一幅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绘制地图，不仅受到技术的限制，还受到个人、情感、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杰里·布罗顿先生在《十二地图中的世界史》中表示：一种世界观孕育一种世界地图，而世界地图也会反过来定义其文化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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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集大成者当属裴秀（223-271年），他根据《禹贡》文本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研究，创作了《禹贡地域图》18篇，同时他还制定了“制图六体”（制图的六项原则）：第一分率；第二准望；第三道里；第四高下；第五方邪；第六迂直。
这六项原则，强调制作地图时需要网格，使用标准的比例尺，运用基础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发展出符合现代科学的制图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惜的是，尽管裴秀提出了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制图六体”，但这只是他学术考证的附带成果之一。他的兴趣与目光从来不在制图上。裴秀总结出“制图六体”，是以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考证古文总结而出的，并没有依据任何的实地测量。这和中国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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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流传至今的地图中，《禹迹图》和《华夷图》两幅不可不说。《禹迹图》绘制1136年，以大禹的传奇功绩为基础。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这幅地图，对中国的轮廓描绘的非常精确。同时，它也是已知的最早使用裴秀提出的制图网格代表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但是《禹迹图》并没有强调它使用了比例尺，也没有加入新的地理信息，而是将神话中的地理与当时的地名融合在一起。考虑制图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幅图的象征作用，或者说它的政治作用远比它的实际作用要大的多。
1127年，宋朝失去了黄河以南的土地，退守长江以南位于杭州的新都城。丧失土地耻辱犹如一枚铁钉，深深地钉在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心中。但是，直至1279年南宋灭亡，宋朝政府也没能收复失去的土地。《禹迹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希望收复失地的梦想。这幅图没有疆界，也没有提金朝的领土，反而将神话传说中的地理与金朝入侵宋朝以前的理想地理融为一体。这反映了宋人不仅希望自己统一中华，同时也将自己视为大统一中华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大禹创立的四夷来朝的九州。
《华夷图》，顾名思义，就是描绘中华与夷邦的地图。这幅图算是《禹迹图》的补充，它标记了500多个地点，包括九州的河流、湖泊与山川，以及东北方的长城。此外，它还描绘了处于帝国边界的夷邦，如朝鲜。地图周边的注解则列出了另外100多个夷邦。这幅图存在很多错误，没有网格，海岸线模糊，河流水系也不准确。但这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无关紧要。因为它的作用在于反映了我中华泱泱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尔等蛮夷要来朝拜的高人一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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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关于世界的理念。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再现世界的方法也就各异。《禹迹图》和《华夷图》，在西方世界看来，是一幅错误百出，几无实用的地图。但是在于制作和使用这些地图的宋人而言，绝对是实用的。杰里·布罗顿先生在《十二地图中的世界史》中表示，地图，并非单纯地反映世界，也属于这个世界。它们为理解一种社会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创造了条件。 我们通过了解这些信息可以发现我们自身的意义，也能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