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两面
传统观念认为，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关系。它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
老子在《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果不考虑相互转化关系，我个人认为这里所说的“阴阳”是纯粹的。下文的想法也是基于此。
一、道德的阴阳
中国的封建王朝历来注重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明朝也不例外，一方面它能从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种子，防止坏事发生；另一方面，道德的力量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起到统领的作用，它能省去琐屑的流程直接给出解释。
细看明朝万历年间，道德的至高无上已经代替了行政。这时的“道德”不是纯粹的”道德“，而是“工具”。这把工具的作用，是将所有的实际问题抽象化。无论你人事任免，无论你政策更迭......全部都以道德的名义去发布。要清醒的认识到，“道德”也有阴阳两面。
阳面是，“道德”，这个统一性的工具实在是屡试不爽，无论怎样的政策，只要最终能从道德的层面去解释，就能行得通。这是好的，但关键在于朝廷将这个“工具”的阴面隐藏了起来。用“假阳”来替代真正的“阴”。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极阳】的问题就会出现，平衡会被打破，“和”的长久不能形成。真正的问题还是在那，长久的遮蔽会使得“万物规律”这座天平的平衡被打破，更大的危机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如何定义“极端”
明朝万历从上到下断事的标准我看来趋于极端。非彼即此，非善即恶。尤其是在刑罚问题上尤为突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善”和“恶”。
张居正被打倒后，被对手视为“至恶之人”，可在他权倾朝野时却是公认的国之重臣。这种政治派别间的斗争，总喜欢走极端，以此迎合他们的利益。万物皆具阴阳，更何况万物之灵长的人。“至善”、“至恶”又回到道德问题。他们的这种极端的段事法，在纯粹的道德的这个角度来看是打破了平衡，但在政局更替的体制间却找到了平衡。
因此，极端究竟该如何去定义？在这个层面它看似不符合“和”，但那个层面却是通往“和”的手段。也许，包容万事万物的“阴阳”本身就没有所谓“极端”的说法，它没有界限，又怎会有“极端”？
如果上述文字仅是对思考的一种锻炼，那下面的文字就具有真正指导现实的作用。
1
【怎么对人？】
张居正和申时行给出我们答案。二者都做过内阁首辅。单从作为来讲，不可否认，张居正对于整个国家变革的野心要力压申时行。但申时行比张居正更会对人，更会对整个文官集团。
张居正有一个错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一个人尚有七情六欲，一个集团也必有其目的索取。如果只是单方面的鼓舞他们，强调发挥精神上的力量，而不是真正去关注他们的索取，是很难做成事。因为他们才是是成事的基石，无论野心再大，也总得依靠他们。
反观申时行，他就秉持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于许多事皆采取“中庸”的思想，找到了折中的方法，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有人会说他这个很傻，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怎么对手下的人这么在乎。但他真的会对人。整个朝廷，说到底真正的主人是文官集团，他们有阳有阴，必须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他们的矛盾，才能和他们合作，才能按照共同的意志把事情做成。
我看，这很有启迪性，无论对单个人，还是一整个集体。要看到他们的“阴阳两面”。学会平衡其中的关系，而不是挑起矛盾。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习申时行的做法，张居正的对人方法也是有很大的可取性的。我想强调的是，在做事要依靠他人时，更要学会平衡他人的“阴阳两性”。“倾阴”和“倾阳”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2
【怎么做人？】
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几个人我最欣赏的是申时行和戚继光。
张居正没做到“恰如其分”；
海瑞有些死板，难以迎合时代的潮流；
李贽的确戳破某些事实，但没给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我认为怎么做人的核心是怎么在阴阳之间找到那个折衷点。不“倾阴”也不“倾阳”，不固执也不油滑。达到“和”。
以上内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作用是思考一个或一些问题，要往深处想，触及本源的东西，不断问Why，Why，Why；不断问How，How，How。在许多看似不相关的问题中抽出共同的规律自行剖析。当然，随机选出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你只要想，总会发现它们的关系。但我可以保证，我不会进行生拉硬套。
除此之外，我认为，尽管可以天马行空，但最终不能脱离现实，任何的所思所想都要尽量往“现实”上去靠。
以上，希望能够于你有些作用。
题外话，戚继光的阴阳混用，下篇文章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