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书，这恐怕也要因人而异。曾国藩说，你爱吃的不一定符合别人的胃口，你不爱吃的，也许是别人的最爱。即使是满桌的山珍海味，不过选择自己爱吃的吃几口，只要吃饱就行了。天下美食多得是，到底哪个适合你？如果你想一一亲口品尝，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做一顿美餐，这实在是糊涂之极、荒谬之极，也是办不到的。同时，如果强迫天下的人都跟自己有一样的口胃，那也是极其愚蠢的。也就是曾国藩在写给他弟弟的诗中所说的——求珠采玉从吾好，秋菊春兰各自芬。
书海浩瀚，需要有人指引；但读书人情况各异，又不可死搬教条。所以，曾国藩开列了他的“书单”，同时，也有言在先——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适合你。至于你是否信我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强求。
不过，以曾国藩的声望，他开列的“书单”绝对具有权威性。现在看来，也不像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推荐书目时那样带有“功利性”，甚至还有人情因素。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他开列的名人书单信心满满。他说，这三十三个人，如果只研究他们中的一个人，只学他们的一本书，就可以受用终生。如果有人不信，抛开这些名单不学而另寻他人，就好比在高山上挖井一样，一口井一口井地打，费尽精力，却不一定找到水。
现代社会，每年能出版多少种图书，笔者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可以想像其数字之大，远远超过《四库全书》存目之数。如果没有高人指路，不知要走多少冤枉道。
曾国藩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读书方法，除上述观点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三有”读书要诀。曾国藩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要立志，“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否则，家塾不宜读书，就是清静之场，甚至神仙之地也不能读书。
要持之以恒。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反复强调“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据曾国藩讲，他的祖上一直有早起的传统，常常是起床做了几个小时的功课后，天才放亮。他要求儿子要坚守祖上的好家风、好传统，坚持早起做功课，且不可有间断，惟有持之以恒，才算是有“志”。他本人即使在率兵打仗的紧张时节，依然坚持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读书、写字。只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老眼昏发，学习的效果大不如前。有感于此，他对儿子期望甚高，他说：“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要有恒心，专心致志，不可朝秦暮楚。“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要想精于一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专心致志。
要有识，就是要有远见，要知道山外有山，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永不自满。殷殷劝学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读书一定要有所选择。曾国藩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把书籍比喻成江海，强调读书贵在一个“择”字。他说：“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书之多，写书人之众，就像大江大海一样。任何一个人如果想把大江大海喝干是不可能的，当然，想把这浩如烟海的书读尽也是枉然。这也是曾国藩亲身经历的感受。他早年在文渊阁校理图书，得以接触国家藏书，他看到仅《四库全书》所存的书目就有数十万卷，不禁想到，即使一个人是天才，要想读完这些书也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浩繁的图书，如果不加选择去读，恐怕就会迷失航向，得不偿失。所以曾国藩提出，读书一定要善于选择。
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时确提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的观点。他举例说，唐代的韩愈是千古大儒，然而，他韩愈自称平生所钦佩的书不过数种，即《易》《书《诗》《左氏春秋》《庄子》《离骚》《史记》以及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而柳宗元也自称对自己大有帮助的书第一位的是五经，第二位的是《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国语》《离骚》《史记》等，从他列出的书目可以看出，与韩愈的喜欢书目很相近。
除了推荐韩、柳两位古文大家喜欢的书目外，曾国藩还特别推崇同朝的王念孙，认为王念孙及他的儿子王伯中是最会读古书的人。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上推荐了一个书单，共有十六种，分别是《逸周书》《战国策》《史记》《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杨子》《楚辞》《文选》；王伯中在《经义述闻》中推荐的书目有十二种，分别是《易》《书》《诗》《周官》《仪礼》《大戴礼》《札记》《左传》《国语》《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尔雅》。王念孙与他的儿子王伯中并称“高邮二王”。二人均以博学著称，但二人推荐的书目加在一起不过三十种。
曾国藩本人除了喜欢“四书”“五经”外，最喜欢的是《史记》《汉书》《庄子》以及韩愈的文章。其次喜欢《资治通鉴》《文选》、姚鼐所选的《古文辞类纂》以及自选的《十八家诗抄》，一共不过十几种。
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还说，学问之道，从汉至唐，风气略同。从宋至明，风气略同。而清朝自成一种风气，特别突出的人是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昧经、段懋堂、王怀祖（王念孙，字怀祖）等人。告诫曾纪泽，如果有志读书，不能不了解以上几位的治学之道。
第三，读书能改变气质。在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提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这种说法与韩愈“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脉相通。曾国藩认为，要想达到这种变化，前提是“先立坚卓之志”，一定要立志。他以自己为例，三十岁前，他最喜好吸食大烟，甚至到了片刻不离的程度，但是道光年间，他立志戒烟，从此再没有沾过大烟。他还说，自己在四十六岁之前做事没有恒心，但此后深以为戒，以至于做什么事都讲究恒心。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只要立下雄心壮志，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
道家有“金丹换骨”的说法，认为学仙的人必须服用金丹，这样才能换去凡骨变成仙骨，才能得道成仙。古代精通相术的人认为，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曾国藩认为，“立志即丹也”，立志就是“金丹”，读书确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第四，不能死读书，读书死，读书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向别人请教“质正”。曾国藩说：“近日所看之书，及领略古人文字意趣，尽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同时，读书的时候，还要养成随时写札记的习惯，“第所阅日博，亦须札记一二条，以自考证”。
曾国藩提出，好文章必“四具其一”。“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这四个方面，古人文章绝好，必然占其一。他特别强调，好文章一定有气势。比如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都展现了陶渊明宽广的胸襟、深远的寄托，是很有气势的作品。读这些诗，一定要注意体会诗中蕴藏的强烈气势。
那么，是不是好的文章有了气势，一定要兼具其他三个方面吗？曾纪泽提出这样的问题。曾国藩指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以韩愈之才，其文章却没有阴柔之美，以欧阳修之识，其文却没有阳刚之美，何况其他人怎么能兼而有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