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沟往上，到了我二年级读书的地方，东门的大房子。
它是整个申洼村最老的建筑，因了村民的抵制，没有改造而原物保留。我估计它最少二百岁了。我们在这儿上学时它就是老房子，住着奎子和少洛两个大家庭。靠东留了一间，做我们的教室。那时孩子多，三、四个队的孩子都能把屋子坐满。孩子们的读书声在村中响亮，听到的人们没有说话，但眉眼间的感觉能看出来。
那时的教育可能更接近教育本身，我们整个小学只学语文数学，没有见过英语。学习没有任何压力，上学只是换个地方玩而已，没听说过哪个成绩差的孩子被父母追打，没有哪个家长说因为孩子学习不好走不到人前。读书仅仅是读书，没有人指望它发家致富或者攀高接贵。人们不多想，读书就是让孩子识字明理，做个好人过日子。他们没指望读书出人头地，不热望孩子成龙成凤。
那时普遍的是初中生教小学，高中生教初中。凭良心说，我们学得很好。不能说老师有多高水平，但他们教书很是纯粹。那时还把老师叫“先生”，外村来的先生轮饭吃，再贫寒的人家也要尽量做好吃的，煎鸡蛋慰劳先生。有人说那时学的东西浅，可小孩子你教得深有啥用?上学前我们不会背一首唐诗，五年级毕业时都能背一百多首，而现在有的孩子恰恰翻了个儿。
老师不会教育学心理学，没有资格证毕业证，他在我们心里却是真正的师者。他教着我们，无形中成了行家。
那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春天会带我们到杨柳成行的沟底看新发的树芽和花儿，让我们用实物造比喻句，我记得苗苗造的是“迎春花像一把把小黄伞，对着我们笑。”老师表扬她，说她一句两个修辞法。我们没有给她拍手，只用眼神羡慕。
学校附近一百多米有一片砂岩，砂岩下有空山水，不大。老师带我们把它砌了起来，水不多，只能有一桶多深，但我们扫地饮用不成问题。夏天，老师让我们去抬水回来放在教室，桶里放一个塑料瓢，谁渴谁去喝，不用报告。那时的孩子实诚，不会和老师多捣鬼。老师有时偶尔会变戏法似地拿出三、两粒糖精放在桶中，甜得要命，大家争着喝。老师笑了，逗我们:“这又不是过年下吃肉，抢啥抢，慢慢来，都有份。”后来才知道，老师工资只有七块半。
一年放四次假，比城里学校多出来的麦假、秋假支援生产，师生都是劳动者。老师带我们拾麦，拾红 薯片边儿，捡羊屎蛋儿，去八里山刨地顶、防风这样的中药，我们那时不知道勤工俭学是啥意思却干得很欢。我听哥哥说主校还有校田，收获季节师生们齐刷刷去出红薯或掰玉米，乡亲们看了很是赞许。哥说校田地的收入够老师们办公用，比如教案、墨水，粉笔等，好像还够老师们的工资。我们村小没有公办老师，大队干部说我们的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还管用。
不敢想象我们教室的窗户能用上玻璃。我们用塑料布加小树枝压好，用小钉子订上，风就进不来了。我们去老林里拾来干柴，在教室的山墙后堆得高高，这便是我们冬天的燃料。下雪的时候，我们会推着桶箍上学，小脚印和桶箍印一起始终。冬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上学了，每人自备或俩人趁着煤油灯，在灯下大声读书。期末复习的时候，好多学生把书递给老师，一口气把整本书从头背到尾。
那时老师好像不会讲，或者他们故意不讲。老师很有心，他在燕归来时带我们到涧河边，他让手巧的人叠大大的纸船，他自己剪成小小的人儿放入船中，再把船放到河面上，他说这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他剪的那个人是孟浩然，我们是一群李白。我们欢呼着围成一圈搂着他的腰。我们站着，看涧河流向不知多远的远处，我们不知道长江的源地和归处，但那诗中的味道，我们知道了。清明的牧童和杏花村，清秋的一鹤排云上，鸡声月伴板桥霜，罗绮者与养蚕人，我们都能找到真切的对应，我们的想象慢慢深远了。那时书中有英雄，可以控诉古代的统治力，老师没有说什么气节和风骨，但我们都体会到了，一些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已经在不经意间播下了。
那时的孩子作文比现在的要扎实太多，孩子们有原原本本的生活，真真切切的感情。欢笑和忧愁都出自心田，话语质朴而读之入心。我们几乎不把数学放在眼里，大多数人数学总是满分。
那时的悲伤是偶尔会有个别老师不得不走，或因婚姻远走他乡，或因工作不能不离开，小小的心会空落许久。能安慰的是走了的老师总是会写信回来，把他或她的心情告诉我们，我们会多人口述一人执笔给老师回信，信末会来几笔远山的速写或一只麻雀的白描，老师便会在下一封来信里把大家好好夸上一番。那时人情厚，这样的通信能持续好久，有的甚至到升入初中。那些日子，对邮递员的盼望就格外的真挚。
也有尴尬的时刻。夏天中午几个男孩偷偷到梨树沟洗澡却被几个女生无意发现，她们捂着脸跑到学校报告老师，下午一个小小的批斗会让这几个泥猴儿面红耳赤……
四十年了。
面前的老房已久不住人，但保持得还算可以。屋顶一定漏水，上面用彩色的篷布盖着。有一处露着天，透过它能看见对面场里的树木。靠南的墙外，写着五十年前最普遍的社会标语。朝西的大门上，还贴着簇新的对联，是村人手写而不是买的，像是清风叔的字迹。当时我们面朝东的教室，已经被邻居的砖墙挡实了。但那窗户却一点没变，窗户下的石板上放着不知是哪个小孩做玩具的瓦片。
我和儿子从断垣处进去，院里满是杂草灌木。我们走进教室，有很深的泥土味。教室边上老师的办公室还在，挂着锁，却没有锁上。儿子走进去，笑着说:“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你的试卷，是不是写着100分，程远河。”
恍惚中，我感到那屋子地面的一边开始倾斜，切坡很陡，要很费劲才站得住。当年老师就这样站着，他对面坐着一村的我们。而屋顶的大梁上，一根铁丝上系着一块木板，一盏大大的煤油灯在上面一直亮着，多少年多少年没有灭过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