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时，周末激励我早起的动机有二：一，早餐；二，自习室里只有六张的大学习桌。
第一项往往是不会让我失望的，但关于第二项，常常是我在自习室大门刚开时就背着书包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可我却只能在那六张早已被人搭窝一般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书本、纸张、笔记本电脑、数据线的桌子边上愤愤地徘徊，却无法落座，无可奈何。
于是只得缩在另外一边长条形的小隔间学习区域里，拿出学习资料后，我必须玩华容道一般将大小书本插空摆好，才得以在窄小的空间里翻开文件夹。如此一比，大学习桌的魅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可偏偏有人不甘于先来后到的公平处置，又不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宝贵的睡眠时间早起一个小时以便心安理得地坐在宽敞的位置上学习，于是，便出现了开篇那种局面，直气得和我一样起了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人牙痒痒。如果是平日里，学习不那么紧张，似乎还好容忍；怕的是考试期间，大家都焦头烂额、满心忧虑，谁不想找个舒心的地方认真备考、平复心情呢？却只能对着占满了的六张桌子吹胡子瞪眼，心里把占座的人骂了个几百几千遍。等临近中午，占座的人们姗姗而入，又在心里冲他们翻了几百几千个白眼，却束手无策。
我固然是气，当时懵懵懂懂的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想：如果我也占座，那不成了和他们一样背后遭人骂的人了吗？不行不行。
于是，我眼睁睁看着占座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各个国籍、各个年级，男女老少不分性别的”占座客”们来来往往，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曾经和我一样只有空瞪眼的份儿的同伙们也都渐渐学聪明了。每天坚守着“我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片云彩”的原则的我在长蘑菇一般日渐被书籍文具堆满的自习室里，感觉头上仿佛顶着一道“道德模范”的横幅，又感觉自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我缩在小隔间里，身体憋屈着，心里也憋屈着。
我第一次坐上大学习桌，是一个周六的早上，撞大运碰到一个“钉子户”刚刚搬走。终于可以把身子舒展开了，我坐在窗边读读写写，一天下来，效率奇高，刷完了三套卷子五个单元的习题，做了四个话题的完整修订版笔记，只觉得神清气爽。下周一就是我们年中考试的生物学科——需要海量的背诵记忆。晚上临近自习室关门，我带着满心“风萧萧兮易水寒，大桌子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凉心情收拾着书本，刚把生物书装进书包，脑海中忽然蹦出一个念头。
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我犹豫着、盘算着，坐在那里慢慢地把笔记本、文具盒塞进书包里，最后，鬼使神差地留了一本生物书、一本文件夹在桌子上，铺开，想了想，还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笔放在书旁边，伪装成一个“学习进行中”的样子。
然后，我背着书包，在负责锁门的保安大叔的催促中，鬼鬼祟祟地溜了出去。当时我想的是：我占的不是座，只是心安罢了。反正，我第二天也保准是第一个进自习室的人。
仿佛是因果报应一般，那天晚上的我，睡前设了三个闹钟，六点二十九、六点三十、六点三十一，却还是心慌怕自己起不来，怕别人看见那两本书后空空如也的座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像是有一千只小虫子在咬，细密的让人不安；一闭眼，就能看到那两本书在眼前不住地飘来晃去，被附体一般幽幽地朝我逼近。凌晨五点，一晚上也没睡安稳的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穿衣，洗漱，背起书包，下楼。那天早上，我坐在自习室门口硬生生等到了七点，保安大叔拿着钥匙走过来的时候，看我的眼神里写满了“完了这孩子学傻了”的同情。
我这是何苦呢？坐在我自己的“专座”旁，我的头昏昏沉沉的。面前那两本书还维持着昨晚我精心布置的“犯罪现场”格局。做贼成功一般的释然，和紧接而来的、铺天盖地的慌张愧疚让我喘不上来气。
我知道，如果我昨晚没有放那两本书，今天，我就又只能蜷缩在那边的小隔间里，对着再次被堆满杂物的大学习桌吹胡子瞪眼了。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我劝我自己，我又不像那些人一样天天占座，一次而已；而且我也不像他们一样总到了中午才来，浪费资源；我起这么早，现在自习室里除了我都没有别人，所以，就算我不占座，出于公平的原则，这个座位也是我的。
可是，没有用，我自己都没被自己说服。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可即便如此，如今我占座的次数，一只手也数不过来了——年末考试时，常常光顾自习室的学生们几乎都有了自己的“专座”，不只是大学习桌，连小隔间里稍微宽敞一些的、安静一些的、光线好一些的，都“名花有主”了。放眼望去，桌子上横七竖八堆满的学习资料，颇有大考之前发奋图强的气氛。我在长达一个月的马拉松式考试中，一边焦头烂额地复习备考，一边不断地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没事儿，入乡随俗，入乡随俗。
的确，在新加坡，“占座”的普及性一点也不比国内高校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学校的图书馆，“占座”的高发地点是人潮汹涌的小贩中心或食阁（类似大排档的公共用餐地点）。一方面，“占座”被称为“霸位”，一个粗鲁无礼的“霸”字，明晃晃体现着大家普遍对于这种行为的不赞成；高级华文课上曾有作文题要求学生描绘在公共场合两个人因霸位而产生冲突的文章，最后大家通通写成了辛辣犀利的讽刺占座行为的文章；在报纸、电视中，“霸位”也常常被称为“迈向优雅社会的绊脚石”。然而，不管是在小贩中心，还是食阁，在某个空座上扔一包纸巾再去点餐往往是当地人的常态，甚至当我们刚刚到来时，当地的老师同学像普及当地习俗一样，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在公共场所“霸位”。
毋庸置疑，“占座”自然是不对的。自习室、餐厅是公共场所，对于学习桌或是用餐的座位一类公共设施的分配问题，先来后到一直是维持良好秩序的普遍规则。因为贪图个人利益而设法妨碍他人使用的，都是自私的行为。
然而，占座的人为自己开脱时却这样说：我是看他们占座我才占的，我也没有办法啊。
这话看似无理，却道出了大范围“占座”行为产生的源头。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某一点的触发可以导致整个群体的行为改变。一开始，也许我们在质疑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在无可奈何的惴惴不安中尝试着随波逐流，但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我们也渐渐在浩浩荡荡的群体中心安起来：反正大家都一样，你占我占大家占，谁还管那些什么所谓的原则呢。
于是变成了这种“心安理得的横行霸道”。
这个问题有解吗？
在我们的习惯思维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常常采用“胡萝卜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即奖励与惩罚并行的方式。当然，“奖励不占座的人”听起来便觉好笑，因而排除；至于“惩罚”，我们自习室监管老师曾几次没收占座学生的书本，可过不了两天另外一拨人就趁虚而入把自己的书放了上去，后来演变成了放一堆演算纸、一瓶零食的“进阶版”占座，不仅丝毫没有缓解占座行为，反而让其变本加厉。一向热衷于以各种campaign（社会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加坡官方对于公共场合猖獗的占座行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处理”态度。由此不难看出，对于这种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习惯的公众恶习，所谓的惩罚是毫无威慑力的。
那怎么办呢？道德谴责吗？只是，若要分析“占座”流行的原因，简单的指控别人“自私”是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完美体现：人们在评估他人的行为时，总是倾向于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一定是他有这样的人格，才做出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上纲上线”），而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却能看到那些外在情境因素（也许是情势所迫，或这个场所有特殊的潜规则）。很多时候，当我们通过诉诸道德来解决问题时，往往问题会演变成不动脑筋的pointing fingers（推卸责任、互相指责）。把别人的行为简单归因于道德缺失是危险的，因为当我们义正言辞地指斥别人时，往往没有想过，当我们自己处在别人的环境中时，会不会陷入和他们一样的困境，会不会做出和他们一样，“值得谴责的”选择。
上网查资料时，看到知乎上一位东北财经大学网友的回答，眼前一亮，颇有在茫茫迷雾中找到了为人指明方向的航海灯之感。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特别喜欢他带着点戏谑，却让我醍醐灌顶的总结。
乱占座现象既不是道德问题，也非规则问题。在我们东财人眼里，它是一个技术问题！
的确，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种可能性，仍是未知。英语中有一个表达：Thinking outside the box.（跳出框架思考）。如果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元素有互相缠绕而让人举步维艰的可能，那么希望在未来，我们都能摆脱陈旧的思维框架，跳出这个非黑即白的小小盒子。
更重要的是，希望在未来，一切看似无解的道德沼泽都有被技术净化的可能。希望在未来，一切看似无解的道德困境都不复存在。占座与否，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在合理规则下群体利益、个人利益都可以得到最大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