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走了。

自半夜接到电话至第二天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我神游了。恍惚坐回到十几二十年前教授家的琴凳上，安静听他讲述那些发生在更早一个时期（上世纪40年代）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的故事：

“那时候怕日本人打，音乐院的琴房都顺着山排开。重庆那地方，山多，音乐院后来决定把师生分散开来，其实也是为了躲日本飞机，大家分开，山南一窝子，山北一窝子。后来山南的一窝子去了北京，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山北的一窝子去了上海，成了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你是哪个窝子的？”我迫不及待抢断教授的话。

“我是后来去北京那个窝子的。”教授眯笑着眼睛向我娓娓道来。

这样侃侃而谈的闲聊不断发生在一个七、八岁孩子和一个年近古稀的教授之间，前者是我，后者是我的启蒙老师，杨放先生。

大约在我刚6岁那年，杨教授散步散到我家，听完我乱弹琴后认真告诉爸妈：“这娃弹琴弹到野路子上了。”

话音刚落，爸妈脑子就懵了。

“不过”，幸好教授接着说：“她耳朵很灵，不介意的话我来教吧，乘年纪小赶紧顺过来。”

全家如释重负。

从此之后，我成了教授家的常客。每次上课挨骂，下课挨打。没过多久教授就赐了我一个雅号：糊涂虫。记得他经常在课后笑话我：“啥时候你才能开窍？”挨打挨骂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之久。直到有一天，教授终于忘记了骂我。从那以后，上教授家听故事成了我童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音乐的故事还是关于音乐的故事。但，年幼如我并不是很明白为何所有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背景——重庆青木关：

"在重庆那种地方，热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但我们当年，一到晚上，你看那慢慢山坡上，星星点点的木头琴房里面，各个都露出煤油灯的光。通常晚饭一吃过，大家人手一只煤油灯就去找琴房了。我们这些学生都不说，当年我们的老师，那些教授都各个提着煤油灯进琴房练琴。一个小时过后，每个人的鼻子都是黑的，教授们也不例外。"

所有这些鲜活的故事都不断插播于我整个学习过程中，教授也不再单给我上钢琴课，还教我视唱练耳，教我乐理，教我和声……后来有一天，他好严肃告诉我：“如果要继续学音乐，我想你应该读一些古典诗词。”

这样平静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七年。终于有一天，杨教授告诉我：“你必须换老师了。虽说我的大学专业是钢琴和作曲，但此后的研究专长转向民族音乐学。我想，你需要到一位一直从事钢琴教育的先生那里，让他带你走下去。”于是，懵懂少年如我，兜里揣信，敲开了叶教授的家门。

初进门，我竟没看到教授坐在哪里，只觉眼前烟雾缭绕，依稀瞥见面积不大的客厅中放着两台钢琴，一台立式，一台三角。记得那年刚上初二，我成了叶门的学生，而后的日子，从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到普罗克菲耶夫；从基新，阿格里奇到齐默曼；从克莱斯克，海菲兹到科岗；从托斯卡尼尼，伯恩斯坦到祖宾.梅塔……我越来越喜欢上叶教授家，坐在客厅烟雾缭绕的灯光下，兴致盎然的听音乐，聊音乐，讲故事，听故事。

似乎一切都变了，却总感有些始终如一的东西存在——叶教授的故事中也有一个固定的背景：重庆青木关：

"那时候，晚饭过后去琴房练琴都要过抢，除了教授之外，其他人一耽误就抢不到琴房。有时候我们就总羡慕那些学声乐的。他们不用抢，直接找个山坡就练声了。重庆那地方反正山多，一练声，到处有回声。但你知道吗？只有某一些声音具有很强的辨识力，一听就知道，这是我们某位教授在练声了。"

后来终于晓得，叶教授是当年青木关去了上海那窝子的学生，算辈分，二人还是师兄弟。

原来，青木关，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关于大学的记忆。

听青木关的故事一直听到我离家到北京上大学那年，也从那时起，我不再是两位教授家常客，只每年放假归乡陪教授们叙叙家常。最终，我也没学音乐。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起继续聊音乐，聊那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永恒的是，故事中大多衬着同一个背景：重庆，青木关。

几年前，叶教授走了。

几天前，杨教授走了。

昨夜恍惚中，我似乎神游到了当年重庆的国立音乐学院。

山林间，琴房林立，乐音此起彼伏。

仿佛，梦回，青木关。

特此纪念我的老师：云南艺术学院叶俊松教授，云南艺术学院杨放教授

2014年12月 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