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的老人们，如今又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悲喜忧乐？”
——「二十二」
一部讲述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片电影
2012年，导演郭柯拍摄了广西“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儿子”的生活，当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因此，这部作品被命名为「三十二」。
2014年，为了让留住这段至今“不被承认”的历史，郭柯决定把幸存者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时，因为一些老人的离世，片名也从「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在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的十四年间，中国大约曾有20万，甚至更多的女性被日军诱骗、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
她们在战争期间受尽各种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虐待，其中大部分当时就被折磨至死。少数幸存者即便侥幸逃生，也是落得伤痕累累，甚至终生残疾。
在煎熬中，她们日盼夜盼终有一日能重返家园。然而当她们历经艰辛回到故乡，等待她们的却并非同情，而是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导致大部分幸存者对她们的遭遇选择了沉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然而再强烈的“要活下来”的欲望，再执着的“讨个说法”的念头，都敌不过时间的摧残。那些犯错的人和我们一样清楚，当最后一个“慰安妇”死去，这段历史也就入土了。
“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时，让自己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对郭柯来说，萌生拍摄「二十二」的想法并不难，但当付诸实践时，一切却显得寸步难行。
“我妈刚才电话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2014年3月28日，郭柯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因为涉及的话题敏感、受众有限，在这个商业电影横行的大环境下，没人愿意投资这部“没有卖点”的纪录片。
当时，制作费用需要300万元，郭柯自己借了100万，投资人给了100万，剩下的100万是演员张歆艺看到郭柯的朋友圈后借给他的（当拿到张歆艺的借款时，郭柯甚至连拍摄许可证都没有拿到）。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由于没有发行费用（这也是为什么电影直到2017年8月才正式上映），影片只能在公益平台上进行众筹。结果，参与众筹的有32099人，共筹得资金100多万元。而这32099个名字也被打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
数年前，郭柯在一篇媒体报导中知道了韦绍兰老人，这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有一个混血儿子，是她在“慰安所”怀上的。
这位善良、健谈的老人帮助郭柯完成了短片「三十二」的拍摄。从逃出“慰安所”到被人收留、施舍，再到把腹中之子生下、抚养长大…老人把自己的苦难一生满怀信任地向郭柯娓娓道来。
影片拍摄完成，临别前，郭柯给韦绍兰老人留了500块钱，对于这个每月靠30元低保为生的老人来说，这500元就是巨款。但第二天，老人给摄制组的4个人一人发了一个100元的红包，“快过年了，给你妈妈买点糖果吃。”
老人的这句话让郭柯当场泪如雨下。这件事或许也让他坚定了拍摄「二十二」的决心，而那个红包至今藏在郭柯的钱包里。
不是每个老人都像韦绍兰一样，更多的幸存者选择回避，她们对过去的经历保持缄默。也是，有几个人愿意在大半个世纪后再揭开将将愈合的伤疤呢？
所以电影「二十二」的剧组的工作几乎靠“缘分”。因为老人们不愿开口，拍摄就变成了陪伴。女生们陪老人唠嗑，男生负责博老人一笑。
每天开机不超过两小时，绝不拍夜戏，一切都是老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没有剧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镜头会是什么，一切随缘。
摄制组在每户老人家中都会呆上一个星期，即使两三天就攒够了需要的素材，郭柯觉得，他应该和老人们相处一段时间。
广西老人何玉珍精神有些恍惚，在陪伴一周后，剧组临走时给她留了些日用品、食物和钱。这时，在拍摄期间没有开过口的老人却拉着郭柯的手说：“你们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
在影片上映时，何玉珍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想让下一代看看，那些奶奶有多么可爱。我也想让国际上看看，我们没有生硬地把一段历史挖出来给你们看，而是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保护这些老人、尊重这些老人的。”
「二十二」虽是纪录片，却没有收录任何历史影像，不宣扬仇恨，也不贩卖伤痛。导演郭柯想让世人看到的是“慰安妇”老人们的现在。
不怨恨，不忘记。正视历史，反思过去，活在当下。
电影上映前两天，影片中的主角之一，黄有良老人去世，算上影片中加上方框的其他13个名字，「二十二」的22位女主角只剩下8人。
留给老人们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留给我们证明的时间亦是如此。时间不能倒退，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能做的绝不只有哀叹和惋惜。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让这段扭曲的历史回到正轨，为这些饱受苦难的老人讨回公道。
「二十二」是一部值得和需要我们走进电影院观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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