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道君语：
有位诗人说过一句话：“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今天物道君说的这个人就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解。她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在她的一生中，我们能看到：
一个人如何在如蚂蚁般卑微的人生中葆有干净与自由。身在阴沟，却心中怀星辰，像神一样，活得温暖而优雅。
多年以后，郭婉莹准会想起1958年3月15日那天，一通公安局的电话打给她：
丈夫吴毓骧被捕。通知她送些衣服送到看守所。不能带牙膏牙刷，因为怕牙膏藏毒药，牙刷会用于自杀。
这一天，是郭婉莹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因为在这之前，她过着在小院里晒太阳的安稳日子；之后，她便开始长达几十年如蚁般的炼狱生活。
01
郭婉莹原本叫戴西，出生于悉尼。
她童年像童话书中写的一般，漂亮可爱的小公主过着粉红的日子，天上飞着星星，手中拿着可爱的洋娃娃。
但这粉嫩中却有一种尖锐的萌芽，戴西很早就显出她的倔强和独立。
她还在悉尼上小学时，有同学乱叫她的名字。她为此逃学，并且理直气壮地告诉校长：“如果同学不改正，我就永远不去上学了。”
6岁之后，在悉尼出生的戴西随父来到上海，父亲郭标创办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戴西成了郭家四小姐，她从此也有了个中国名字：郭婉莹。
1928年，郭婉莹中学，婴儿肥的脸蛋上，有当时贵族小姐少有的温婉，就像刚刚诞生的维纳斯一般美丽。
当时有从纽约过来的时装摄影师，看到年仅19岁的郭婉莹，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娇嫩纯洁的女人。”
如果仅是娇嫩纯洁，那她最终注定被历史湮没。她在这个娇嫩背后，其实有一种坚硬，如同钻石般，透明锐利，足以刺痛命运。
千金小姐和富家子弟联姻，是那时的流行。郭婉莹没能避免，她跟公子哥艾尔伯德订婚了，两家是世交。
然而，郭婉莹想北上燕京大学读书，追求独立自由。她做了一个决定：解除婚约，艾尔伯德拿枪截住郭婉莹，央求、威胁甚至自杀。郭婉莹淡淡地说："你杀了我，我也不能和你结婚了，你要是自杀，你就永远不能结婚。回家去吧。"
比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三观契合，是两个灵魂的碰撞。
郭婉莹回忆起，当初他在送给她一个美国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她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会和我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No fun。”
郭婉莹成为一个听从内心的人，她尊重一个人活着该有的权利和态度，她对于爱情，更想找到一个能跟她一起聊风花雪月的男人。
02
这个男人很快就出现了，他叫吴毓骧，清寒的书香门第。
许多年后，当许多人都说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时，郭婉莹却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吴毓骧留学回国后，家里让他相亲。他见到那女子，给了她三百块钱，让她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一会，这个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他说道：“我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
他和郭婉莹一样，在饮食男女的婚姻之外，他们还期许着一点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一点超越生活的快乐。
于是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他带给了郭婉莹天堂般的幸福，也带去了炼狱般的噩梦。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吴毓骧是个经不起平淡的公子哥，也担不起为人夫、为人父那沉重而乏味的责任。
为人夫时，吴毓骧出轨了。40年代的某个夜晚，郭婉莹由别人陪同，平静地去了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出轨的丈夫找了出来，带回家去。
为人父时，吴毓骧依旧快活。第二个小孩出生时，34岁的郭婉莹难产了两天，年幼的女儿得病。丈夫却夜夜笙歌，玩牌到深夜才回。
1958年的3月15日，郭婉莹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吴毓骧被划为右派，被捕入狱。” 之后，郭婉莹受牵连被派到郊区外贸农场劳动。
那年，她49岁，开始了如蚁的下半生。
03
郊区的农场里，正在盖房子，只有荒芜和漫天飞舞的灰尘颗粒。
郭婉莹大多数时间，是当工地上的小工，拌拌水泥，爬上架子，把水泥筒递给其他工人。曾五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如今干着工地里最危险、最脏、最没技术含量的活。
有天，一群四五十岁的人围着一个竹子搭好的脚手架，竹子看着并不牢固，摇摇欲坠。这群人忍受着嘲笑和逼迫，却没人敢爬上去。
郭婉莹走了出来，麻利地和好一筒水泥，灵活地爬上脚手架，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
那天，她回家后，开心地告诉子女们，“你看，我还能爬那么高的地方。那般人说他们是不怕死，就怕摔下来不死。我是真正的什么也不怕。”
人生过半的郭婉莹，眼神熠熠，虽然微弱，但是那束光却如同钻石一般锐利无畏，像火把沙炼成了金子，把纸烧成了灰。
从贫到富易，从富到贱难，但郭婉莹做到了。
5年后，郭婉莹孤身一人被送到离上海很远的一个乡下劳改地，开始了更困苦的日子。
那段时间里，她和八个女人挤在一个狭小的鸭棚中，白天挖鱼塘，做苦力，晚上回到鸭棚休息。鸭棚是潮湿的泥地，她先在上面铺上几层干草，再把铺盖铺在干草上，一夜过去，往往会很潮湿，她一定会坚持把铺盖和干草拿出去晒太阳。
但这样的日子又被一通公安局电话打断，郭婉莹听到的是更坏的消息。
她接到一纸判决，已狱中死去的吴毓骧因非法套汇被罚款。郭婉莹替夫背上了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等待着她的，是彻底的抄家变卖。
郭婉莹清卖掉所有家产，被迫向国外的亲人写信借钱。这些信寄出去后都杳无音讯，只有哥哥沃利寄回了八千美金，而这八千美金，是郭婉莹以前借给他的。郭婉莹最终还掉了一些债务，没被捕入狱。
她看得很淡然，她说：“这世界上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保留下来的。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郭婉莹带着两个孩子，身无分文，开始了另一段日子。
但这还不是她最黑暗的时刻，前面还有更困苦的日子等着她。
她心中那个钻石，依旧闪光锐利，透明干净的如万年以前。
04
1966年，已经五十七岁的郭婉莹从农场被调到大学教英文，她原以为可以退休了。
但这时，更大的劫难开始了。
郭婉莹月工资被降到24元，除去子女的读书生活费和交通费，便只剩6元用于吃饭。当时一碗肉丝面买2角5分，6元只够吃24碗肉丝面。她不吃早餐，午餐吃学校食堂最便宜的饭，晚饭只能吃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汤。
就是这样的苗条，每次她都会先轻轻地吸一下鼻子，像品鉴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
她后来回忆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样短暂的温暖，终究抵不过冬天寂冷的天气。
到了冬天，时局更动荡，郭婉莹和儿子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没能带出来。
他们搬到了贫民窟里，住着一间只有2.4平方的亭子间。屋顶有漏洞，天气晴朗时，郭婉莹能从破洞里看到一缕阳光，但在阴冷的天气里，郭婉莹半夜醒来，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即便如此，她也没丢掉喝下午茶的习惯。没电烤炉，她就用仅有的一只乌黑的铝锅架在煤球炉子上，在狭窄的楼道上蒸蒸烤烤，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条件下，巧手烘烤出西式蛋糕。
这样稀疏安稳的日子，也没持续很久，3年后，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05
那是个干部集中营，郭婉莹在那做着清洗女厕所的工作。
那时的厕所是一个在地上挖的大洞，里面放了大木桶。她要独自将装满了屎尿的木桶从大洞里拔出来，送到粪池里去倒干净，然后再将它们抬到河里去洗干净。没有人帮她，也没有人同情她，
即便是做最脏的工作，她也会每天穿戴整齐，把布衣洗得干干净净。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侮辱性的惩罚，却用这种最脏的劳动惩罚所谓“罪恶”的心灵。
直到1977年，郭婉莹才得以平反。
她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员工上课，后来又被邀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别人的尊敬。她已经不是郭家四小姐，也不是吴家少奶奶，而是郭老师。
许多年后，郭婉莹说起这些经历，她说：“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能在这样的乱世中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干净，不是因为她有多顽强，只是她心中有钻石的光芒，这种尊严让她在如蚁的生活中，活得跟神一样自由温暖。
让她能在阴沟里心怀星辰，在柴火堆种开出玫瑰花。
这样的优雅，才是真正超越苦难的。
199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距离她去世不到24小时，89岁的郭婉莹接待朋友，化了妆，涂了口红，一头银发配上一抹红唇。她总是如此，化妆是对别人的尊敬。
朋友带了鲜花来访，她抱怨道：“为什么又带鲜花来，那太贵了。”
她一边说，一边抱了抱它们，那时，她已经虚弱得拿不动花瓶，于是她第一次要求朋友为她做事：在花瓶里装一些清水。
然后她把花束放了进去，整理好它们的枝叶，轻轻地用手背抚了一下正在盛开的白色玫瑰，说：
“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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