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念/文
金马奖之后，等了将近半年，《八月》终于上映了。初看《八月》，首先想到的是杨德昌导演的《一一》，二者都是用男童的眼光观察一个大时代变迁下的小生活。但是与《一一》不同，《八月》在扣合时代脉搏的同时，更是一部写给经历成长的孩子们最真实的童话。
《八月》以刚刚经历了小升初考试的男孩儿小雷的视角展开。于小雷来讲，这个暑假是他从儿童走向少年的转折。而对于大人们来说，片厂改革让这些一直生活在体制内的“老小孩儿们”不得不离开体制家园去外面的世界像个大人一样闯荡。于是，《八月》的内涵不再是一段旧时光的回忆。它更像是一部写给经历成长阵痛的孩子们，有关真实的童话。
真实是《八月》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张导演的叙事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在自然之外，他有典型性的寻觅与探索。故事里的小雷是90年代很多小孩的缩影，他们木讷，天真，却也敏感的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情绪。小雷的家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对小雷的父母来说，父母是年迈的上一代，子女是幼小的下一代，自己则在其间忙碌。于是，一个家庭的时代纵深便在一幕幕的家常琐碎中展现出来。比如，小雷母亲给年迈的姥姥喂饭的一幕，太姥姥的年迈与母亲的“年轻”，一个镜头便将岁月的流逝、时光的恍惚淋漓尽致地呈现。
《八月》的真实还表现在时代感的带入上。这里不得不佩服电影中道具的选用与画外音的选择。放在桌子上的白色磁疗杯，开场时收粮食的吆喝声，磨剪子的声音，阳台上唱歌的声音，包括那张崔健的海报，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特征。正所谓道具也是会说话的，《八月》里的道具都在帮着导演一起讲述故事。
如果说真实是《八月》的印象，那么有关转变的成长疼痛则是《八月》的基底。导演在对比中表现时代转变下的生命阵痛与彷徨。一方面是父亲的愤怒与隐忍。父亲是瞧不起像韩胖子这种“走在前面的人”，他常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这其实是在体制内（国有企业、大工厂）的父亲拒绝改变的表现，他尊重艺术，不肯为商业低头。可是，当面对时代下生活的转变，父亲心里再不愿意，却也在表面上“低了头”。于是，父亲只能在楼道里暗自谩骂，也只能在半夜的时候“打拳”。他的隐忍与愤怒的冲突，正是一个成人面对时代转变时无能为力的悲哀。然而，“高贵的头颅”有时也是一个“孩子的玻璃心”，所谓“赤子之心”大抵如此。
另一方面，成长的疼痛与彷徨体现在小雷的“暴力”中，作为小孩的他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了对时代转换的慌乱与“不满”，然而小雷是幸运的，他的孩子身份可以让他“肆无忌惮”。在这里，张大磊导演无疑又用了一次对比––孩子和成人的对比。对比里彰显了成人世界的悲凉和无奈，正如影片结尾，三哥隐忍的泪水与浑噩的表情，那是“孩子长大”后的情绪内化。孩子的世界是外放的，可成人的世界不能。有父亲庇护的“三哥”，有父母庇护的小雷，他们可以选择最真实的方式。但一旦长大，那扇自由表达的门便被生生关上了。
时代在变，它逼迫着体制内的“孩子们”走向成人的社会，这种逼迫不愿承受，却不得不接受，就像父亲临行前，一众朋友在一起喝酒，那首蒙语歌里不仅是对家的留恋，其实也是对过去（一起在场子里工作的“童年时光”）的不舍。
《八月》里有一种时光的拉扯感，旧时光的缓慢，大时代的匆忙。两厢拉锯，个人与社会在其间分崩离析。那种崩裂就像小雷梦中被宰杀的羊，然而身体的崩裂（离开家）容易缝合，精神的崩裂则难以愈合，就像父亲给小雷看的那些旧胶片，它们早已被遗弃在黑白的旧日子里。我猜测这也是张大磊导演选择用黑白片来诉说这个故事的原因。童年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去，改革之前的时代，好也罢，坏也罢，也注定是再不能回去的，而人只能随着时代的转轮不断向前。
童话不一定是给孩子看的。很多时候，童话是给那些不想长大的成人看的。《八月》正是一部写给经历成长的孩子们的童话，它所要表述的并不局限于那个大时代下的小家庭里，它属于每个经历转折的微妙时光。《八月》，讲述了我们一夜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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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可惜排片和宣传不够，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看，让生活慢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