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作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梁以前的诗史，它具体的说明了诗的源流以及诗的发展规律，也反映了刘勰的诗学观。从《文心雕龙·序志》中能够得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有三：一是，立言达到不朽；二是，宗经以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三是，不满魏晋以来论文著作体小不周的现象。同时《序志》中也提出了“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的“文之枢纽”的观点。可以说刘勰的诗学观很大程度受其创作目的和“枢纽论”的影响。
《明诗》中讲了刘勰对诗的认识“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汉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福焉尔。”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诗言志，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可以扶持端正。刘勰的诗学观在对儒家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他的感物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的“情”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一切能流泻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物”则是能够触动文人情感的外物。志则需要与情结合吟而成诗。刘勰的感物吟志，在现了诗歌创作发生到完成的一个过程。并指出诗是志的所向，诗歌创作离不开情和物。这一观点可以说对后代文人创作影响极其深远。刘勰还很重视创作主体的性情。如“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刘勰认为每个人的气质不同，或柔或刚，每个人的创作风格不同，很少能有兼善各体的，所以要随性适分，根据个性来进行创作。
刘勰因为要贯彻其“宗经”的主张，所以将《诗经》的四言诗称作正体。但《明诗》中对五言诗的叙述可以说是着墨众多，所以说刘勰也是很看重五言诗的。其看重五言诗的原因是五言诗具有风格清丽的特点。《宗经》篇记载到，“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而这里的“风清”可以等同于五言诗的“清丽”。“风清”就是指诗歌的情志要写的有生气、俊爽。而诗歌的“风清”是通过学习经典得来的。
刘勰认为创作的诗歌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精神。他对建安时期的诗文十分赞赏。因为建安时期的文风“慷慨以任气。”而对东晋的玄言诗很摒弃。“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尚忘机之谈。”社会环境及其恶劣的时候，士人们崇尚空谈，不用情志关照世界，那么作品的内容是空洞的，情感是空虚的，这样的作品不能以情理感动人，也不值得大家阅读和推崇。
总的来说，刘勰的诗学观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儒家的诗学传统，他非常的重视诗文的政教功能。在《明诗》最后的赞，更是道出了刘勰的诗学主张，诗歌表达情志，能够教化，富有文采。
参考文献：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