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看到过有人因为谈论梦想而遭到无情地嘲笑和打击，长大后，我带着这份阴影成长，再也无法摆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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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中国一个经济落后省份的偏远乡村，整个乡就一所中学，全乡的小孩都在那上学，所以大部分都是住宿生。初一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大仲，跟其他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还很拘束不同，在小升初开学第一天他就特别地积极，主动给班主任跑前跑后。
没多久，他就被选为了班长，为此他很开心，并在班上高调宣称他要考博士并做出一副努力上进的样子。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大家发现原来他成绩并不怎么样，在班里也只是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要知道，我们整个乡村中学每年考上高中的人都是寥寥无几，农村和城市之间隔着几乎是天涯海角的距离。尽管如此，大仲依然坚定地认为他能考上博士。
大仲皮肤黝黑，颧骨高耸，消瘦的脸颊布满粗大的毛孔，嘴唇上面和两鬓过早地萌发了浓密粗黑的胡须。他生活有点邋遢，体味很重，鼻子里常年流出鼻涕来，导致说话时鼻音很重。
大概是比其他同学发育早，初一那会班里的男生多数还没有变声，他的声音已经很浑厚了，加上那浓重的鼻音，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响亮而模糊不清。他说话还喜欢装腔作势，经常在本就不标准的普通话里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
在我们那边的乡下，普通话普及率极低，大部分学校的老师都是满嘴乡音。大仲的说话方式，甚至连有的老师都很反感。每次看到他举手要回答问题，大家就在下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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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大仲成了班里的笑料，全校的“名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班有一个要考博士的妄人班长。
作为班长，没有人听他的话，班主任叫他维持纪律，自习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叫大家不要吵，结果吵得更严重，我们班成了全校纪律最差的班级。大仲姓皮，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狗屁博士”，然后无休止地嘲笑他，作弄他。
班里那些调皮的家伙对大仲的作弄极尽能事，五花八门，饭盒里放蟑螂，拔掉自行车气门芯，晚上关灯后用被子蒙上他一拥而上将他群殴一顿……奇怪的是，他很少去反抗，也不会跟老师告状，他有种天然的乐观精神，即便被全世界嘲笑，他还是要宣扬他的博士梦想。
班上有一个很安静的女生，跟他是同村，座位也挨着，一开始会经常找他说话，大家嘲笑他的时候，她会有一种难为情的表情。每次见他在课堂上大声说话的时候，她会小声地数落他，大概是叫他不要站出来献丑。后来渐渐地，女生也不在跟他说话了。
我在班里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一开始，由于我俩的床铺紧挨着，大仲和我走得很近，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去上课。很快，我便自动和他保持距离了。那天在宿舍，他要跟我分享李子吃，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把李子丢出了窗外，说，“我不要你的东西”。
他的表情一下就“暗”下去了，就像一间空荡荡的房间在黄昏“啪嗒”被关了灯，落寞的无法自处。
当时12岁的我是要站阵营的，我怕跟他走得稍微近一点，也会被大家一块嘲笑、作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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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课堂上，班主任老师吩咐完他一件什么事情之后，他用了一句“ok，yes sir！”来应答。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心情不是很好，老师没好气地损了他一句：K个屁啊，土不土洋不洋。全班哄然大笑，大仲悻悻地回到座位，像是一只失宠的小猫。
至此，大家知道了老师也“烦”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一天中午，大仲发现自行车不见了，他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回到宿舍，当他掀开被子的时候，我们惊呆了：不知道是谁把自行车藏在他被窝里了。周围几个平时经常作弄他的同学在一旁大笑不止。大仲问其中一个平时最爱跟他作对的同学小柯，“是不是你做的？”
小柯远没有他高大和强壮，但是很痞，有一帮小团伙。
“是我做的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说完，他联合其他几个同学将大仲打了一顿
我第一次看到大仲哭了。过了没多久，大仲带着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来到了宿舍，那是他爸。他爸一脸的怒气，油亮的头发，黝黑的皮肤，腰带上还挂着一个BB机。对一群初一的小孩来说，哪见过这种仗势，他爸在宿舍环视了一圈，小柯等几位同学站在一旁吓得不敢吭声。
大仲指认了小柯，说是他经常欺负他。他爸大怒，“连这么小的小瘪三你也敢欺负你。”
小柯吓得要命，说：“我跟大仲平时很好的，我们是闹着玩。”
他爸将他们骂了一顿，走了。
自那之后，那些同学对大仲的行为有所收敛，但他依然是大家的笑料和谈资，这一点从未改变，只是再也没有人听到他说要考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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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学习很刻苦，看得出来他比任何人都在乎学习成绩。他好学爱问，喜欢找老师和尖子生问作业，问到人家想逃。那时候我们初中是有晚自习的，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晚自习结束关灯后，大仲跟其他尖子生一样会继续在教室点蜡烛看书。
“你以为你学人家尖子生就能考上博士啊，你这么黑就是种田的料。”大家这样嘲笑他。无情的现实也印证着这样的说法，无论大仲怎么用力，成绩就是上不去。
有人说，他有一个读博士的叔叔（这点从未有人考证过），他嘴里经常吐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英文单词也是从他叔叔那里学来的。受他叔叔的鼓舞，所以大仲从小也立志要读博士。
博士，在那时候的我们看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在九十年代我们那边的乡下，上大学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别说是我们，就连家长、老师都不会这样说。我们中大部分人对于读书这件事都没什么感觉，大家过来上学只不过是大家都在上罢了。
中考之后，我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不出大家所料，大仲果然落榜了。中考后不久，我曾经碰到过他一次，长高后的我突然觉得他矮小了很多。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在家用键盘学五笔打字。他告诉我，将来是电脑的天下，每个人都要学会用电脑，否则寸步难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传说中的博士叔叔告诉他的——他总是比别人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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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上高中后，我变得很沉默，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在班上我很少表现自己——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把手举得高高地争着回答老师的问题，尽管对答案很有把握，更加不敢当众谈论自己的梦想。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读了大学，找了工作，离开了乡村，来到了城市。我没有再开朗起来——默默无闻，习惯性把想法藏在心里，讨厌各种形式的头脑风暴和公开讲话。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看到过有人因为不切实际地说出自己的梦想而遭到无情地嘲笑和打击，长大后，我带着这份阴影成长，再也无法摆脱它。
今年春节，一个热心的初中同学把大家召集起来搞了一次同学聚会。十多年没见，老同学们变化都很大，有的做了包工头，有的开了工厂，当了老板，有的还真读了博士。
聚会的所有花销都由小柯包了。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火爆，他和当年那几个同学一起在本市做起了建材生意，听说做得很大，黑白两道通吃。传言因为抢生意，他打死了一个竞争对手，花了一大笔钱摆平了此事。此后，在本市，再也没有人敢跟他抢生意了。
小柯问我，你读了这么多书，一年工资有多少？我尴尬地笑了笑，“跟柯大老板肯定没法比。”
他们互相打探对方的财富，赚钱的门道，大家都变成了那种讨厌的成年人，大腹便便，油光满面，话语粗鄙无趣。好好的聚会，很快变成了赌会，吃完饭，便各自凑了几桌麻将，打到天昏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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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个跟大仲同村的很安静的女生也来了，她开朗了很多，打扮也时髦了。她跟同班的一个男同学结婚了。我很惊讶，之前从没发现他们俩有任何端倪，倒是觉得她对大仲有点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她和大仲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向她问起了大仲，她一边顾着打麻将一边简单地说了几句，“很久没见过他了，他很少在家，出去打工很多年没回家……”
其他的人也没几个有他的消息。
当年那个全校最有名的，被他们肆无忌惮嘲笑和打击的大仲，已经被大家遗忘了，连成为谈资和笑料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从多位同学零散的消息那里得知，大仲后来去学了电脑，然后又去了深圳打工，此后便没有了音信。有人说他进了传销，最初家里人还可以跟他联系上，苦苦劝他回家，但他怎么都不愿出来。后来，彻底失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这些年来，农村到城市不再那么遥远，农村的孩子去城市上大学甚至读到博士不再是稀罕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在城市做成大老板是一件非常稀罕和值得宣扬的事情。
我们总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限制和压制，不管是在地域、金钱还是思想上。有的人无视或者说是根本就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现实，然后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像大仲这样的人，却会招来现实的嘲笑和打击；而我，因害怕与现实对抗，就一直默默无闻。
或许，此刻深陷传销的他，正在大声宣扬自己的乌托邦梦想，而再也不怕世界的嘲笑了。
我是葱哥，一个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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