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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写就出局
一年级三班 林阵
人说，父子如雠仇。
但母子不是，是血肉相连，是三春晖和寸草心，是这世上颂扬最多的亲情。所以，儿子一般都找妈妈。小时候，饿了找妈妈，渴了找妈妈，冷了找妈妈，病了找妈妈，妈妈给做饭，妈妈给喝水，妈妈给穿衣，妈妈给喂药。爸爸呢？爸爸是那个妈妈给你喂药时，使劲按着你，夹着你脑袋，掰你的嘴，任凭你嚎到鼻涕和眼泪过河而无动于衷的大恶魔。
长大了，你求学在外，工作在外，离乡万里，每个月给你寄生活费的是妈妈，寄家乡特产的是妈妈，嘘寒问暖的是妈妈，一天三个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的是妈妈。你最想念的，也是妈妈做的饭菜，包的粽子，蒸的年糕，有进步了跟妈妈分享，有委屈了找妈妈诉苦，找了女朋友先跟妈妈说，要结婚了和妈妈商量，每次打电话回家，找的永远是妈妈。当然，偶尔也会打电话给爸爸，不过，一般对话不超过两句——“爸，我妈呢？”“哦，你等会儿。”
所以，儿子对父亲的记忆一般都很模糊，父亲见儿子似乎也跟见了来讨债的冤家一样，从不多说两句话，也没个好脸色。
自我记事以来，父亲好像基本上没对我怎么笑过，所以我也想象不出来年轻的父亲笑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不过，他发狠的样子，我倒是记忆深刻，估计这辈子都不敢忘了。
那年，父亲和母亲两人在几十里之外的镇子上包了个工地，吃住都在工地。我十岁，小学四年级，暂时脱离了父母管束，就像进了山的猴子，皮的飞起，长两岁的姐姐根本无可奈何。刚好那几天，班主任徐老师又把五十块钱的补课费退还给我，这笔巨款一下子让我在镇街上的游戏厅里咸鱼翻身，从一个只能扒在边上看热闹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有资格霸台子的小阔佬。很可惜，潇洒日子没两天，我就被妈妈拎着耳朵拖回了家。不过，我妈倒是没打我，因为我爸在家等着。
三十八岁的父亲，人狠话不多，见我回来，也不打不骂，撂下一句话回头就进厨房了——“手指给你剁两个就记住了。”——那脸黑的，和日食没什么区别。
当然，我现在还是十指完好的在这敲键盘，得亏当时老妈反应快，把我按回房间反复叮嘱锁好门，才保我全须全尾躲过一难。不过，那张黑脸算是刻在脑子里了，就算好几年后上了高中，偷偷跑去刚兴起的网吧玩风靡一时的《帝国时代》，想起来还是会一激灵，然后赶紧下机结账滚回家。
而父子间的对话，记忆中那就更少了，接近空白。从我生来至今三十多年，脑海里翻来捡去，似乎就两句，一句是今天早上的：“你来啦。”
另一句，是我十七岁时，父亲在我的教室门口说的。
那时，正值高考前的六月，报提前批志愿的最后一天。学校里早就没课了，大家都在闷热烦躁的教室里，顶着咿咿呀呀的电扇在题海中埋头笔耕，挥汗如雨。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做一套黄冈密卷里的数学试卷，到了最后一题，然后，坐堂的曾老师走过来敲敲我桌子，轻轻说，外面有人找你。
父亲站在门口，拿着我那张昨天就交上去了的、空白的提前批志愿书，见我出来，递给我说：“随便填一个你最想上的，别空着，好不好？”我应了声“哦”，顺从地拿进教室，很快填了排名第一的、我认为自己毫无希望的军校，交给等在门口的父亲。
若干年后，当我刚下部队当排长被老班长刁难欺负时，副连晋职考试失利原地踏步时，当干事连续通宵熬夜熬到崩溃时，服役十几年想转业却又遥不可及时，母亲就会开始埋怨父亲，怨他不该把交上去的志愿又讨回来，结果害的儿子一人在外十几年，跟坐牢一样。转业回来那年，我妈开玩笑跟我说，你在部队十几年，你爸被我骂了十几年，都怪他让你受了十几年的苦。
怪父亲吗？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来学校，我现在会在哪里？我当年填的第一志愿在西安，一个可以彻底远离家庭管束的地方，如果没有军校和部队律令严苛的约束，我可能早就放飞自我了吧？应该不用在部队风吹日晒雨淋，不用带一群同龄人或者小后生摸爬滚打，不用在机关大院三更灯火五更鸡，但离了这些我还能是现在的我吗？
我想象不出年轻时不擅自我约束又缺乏管束的自己，任由生长最后会长成怎样一副鬼样子，同样，我也想象不出当年那个为工作无着的女儿整日忐忑的乡下泥瓦匠，是怎么知道儿子没填可以包分配的提前批，又是讷讷地求告了哪些门，才讨回了那张空白的志愿书，冒着四十来度的午后烈日，找到了从没去过的儿子的教室的门。
我能记得的，是那回父亲没有黑着脸，而是讪讪的笑着，说：“别空着，好不好？”
这个笑，挂在父亲黑黄干瘦的眼角鱼尾纹和额头皱纹上，直到今天。
就是刚才，我趁端午放假带豆丁回家，一进门老妈就说：“你爸闲不住，又替人做工去了。”一会儿，老头子戴着个邹巴巴的鸭舌帽，身上挂着汗唧唧的汗衫，顶着大太阳从台阶下走上来，见我拉着脸坐在门口，又讪讪的笑了，对我说了有史以来的第二句话：“你来啦？这么早哇。”
没待我开口，老头子又喊了起来：“诶呀！小豆丁来啦！爷爷抱抱。”说着，快步三四脚就进了屋，把酝酿了半天准备找他算账的儿子晾在了门口。
好吧，父子仇几十年，的确不好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