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留侯论》：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巳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於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人事，故曰：「孺於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於会稽，而归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於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朝正很强盛，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裏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可以驾驭（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麼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於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