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过高考我进入了医学生的行列。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个山区乡卫生院担任妇产科医生。

当时该乡妇女生孩子都是由“接生婆”接生。当地对那些为分娩妇女助产接生，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的老妇人，称之为“接生婆”。她们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没有产包，就靠一把剪刀、一点助产经验，被人接到产妇家里，为分娩妇女助产，为新生儿断脐。遇着顺产还好，遇到难产就措手无策或瞎胡搞，所以间或有产妇死亡，或胎死宫内或死产或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的情况发生。

到卫生院报到后，周围的村民都看稀奇一样，一个未婚姑娘做妇产科医生，能行吗？甚至有人问我“你还没找对象，就做接生婆，难道不怕丑吗？”质疑、问难者时常存在。但经过一段时间，村民们就开始相信我，接受我。因为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这个年轻接生婆的“新法接生”技术比那些老接生婆的接生技术要好。

记得那是我刚到卫生院才两个月，有一个妇女已经是高龄产妇，多次生育，但每次生育都会出现产后大出血，死产。那年她又怀孕，临近分娩，请了一个接生婆到家助产。产妇阵痛开始后，接生婆发现是臀位，告诉家属又是难产，说是孩子可能又没得救。家属听后马上骑着单车到卫生院请我出诊。得知情况后，我拿起产包和急救药品就坐在他的单车后面跟着他去了他家。

一进房门，我就发现产妇双手抓着床沿，赤裸着下身，蹲在床旁。地上铺了一层草纸，纸上已经被血染红。接生婆站在一旁看着她，口里说着“忍忍啊，痛几把，毛毛就出来了”。产妇上齿咬着下唇，痛苦的皱着眉，满脸汗珠和着泪水，脸色苍白。

见状，我马上让产妇的家人协助我把产妇安置在床上。我打开产包，铺单和孔巾，消毒，戴上手套进行检查，发现胎儿的一只脚已经露出。我一边吩咐接生员帮忙给腹压，一边进行臀位助产，孩子娩出后有青紫窒息，我清除呼吸道异物后，实行人工呼吸，孩子生命体征正常后，迅即处理和包扎好脐带，然后交接生员进行包裹。

再看产妇，发现胎盘滞留，子宫收缩不良，出血量已达500毫升以上，我立即吩咐家属联系交通工具，准备转运产妇到区医院，并迅速采用合谷和宫颈注射催产素，腹部按摩子宫，人工剥离胎盘等方法控制产妇的危情。胎盘娩出后，给产妇推注葡萄糖酸钙，并挂上葡萄糖。并不顾一身的血污和腥膻及疲惫，护送产妇搭乘拖拉机到区医院进一步治疗。

到达区医院的时候，产妇由上级医师接管治疗。神经松弛下来的我当时就虚脱了。

产妇出院后，孩子做三周庆时，我被邀请成为贵宾上坐，她家人还大肆渲染我的技术好，产妇还要求跟着我学接生。

经过这件事后，我对全乡十几个村的老接生婆进行了严格的新法接生培训和产前检查培训，还有几名年轻的妇女主任和这名产妇也报名参加了学习，考核合格者担任村新法接生员。每月定期召开一次接生员例会，为她们分析问题，解疑答惑，让她们互相交流经验，吸取教训，学习新知识，提高技能。我还向县妇幼保健所申请，为每一个村接生员配备了出诊箱，产包，和必备的抢救药品。

经过一年的努力，经过这样的培训学习，我所在乡的接生员基本技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基本消除了因脐带消毒不严引发的新生儿破伤风、脐炎。当年我所在乡的孕产妇死亡率和死胎死产率均为零，妇幼保健工作被评为全县的先进。个人也被评为全县妇幼保健先进工作者。由此新法接生培训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广。

两年后，我离开乡卫生院，被调到区医院工作，临行前，所有的接生员婆婆们和我诊治过的村民都赶来送行，大家提着鸡蛋和一些土特产送给我，把我的一个塑料水桶塞得满满当当。恋恋不舍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当时偏远乡村的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资质偏低，技术力量薄弱，诊疗设备缺乏，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只体温表，诊治病人全凭望触叩听或望闻问切及日积月累的经验。我作为第一个正规医学生分配到基层卫生院，感受颇深。方圆几十公里出诊要不是步行，就是搭乘家属的单车，最牛气的就是坐拖拉机。家庭接生时被狗咬了还得自己掏钱打狂犬病疫苗；离家几十公里，每月一次回家看父母还得转几次车；半夜三更起来出诊，走山路跌跌撞撞，经常被一些恐怖的动物叫声吓得直哆嗦；因为压力大，晚上经常做噩梦、失眠……

庆幸的是那个时候那里的村民善良纯朴，他们对医生非常尊重和信任。虽然我们接生一次才几块钱，出诊一次几毛钱，一个月工资也就20多元，而且很累，但我还是很开心，很有成就感，两年内我接生了几十个娃娃，他们都安全着陆，他们的母亲也健康平安。我与很多村民成了好朋友，至今还有些在交往。

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改变陋习，知识能创造奇迹。虽然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有限，但我还是尽我所能让我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收获了作为一个医生的自豪感和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