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午后，我和大学时的旧日同窗约喝下午茶。呷两口红茶，吃几口甜点，话题很快转向大学时的人和事。
如今我们都已是中年人，早几年脸上还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今日一见，大家都不再年轻了。当年的班花小樱仍然花容月貌，只是这花容月貌已近清秋，显出几分峥嵘清减的轮廓来。她是一个爽利的美人，言谈豪放，动作幅度大时，抬头的瞬间额上已经有深深的横纹，虽然转瞬即逝，也足够让人心惊。美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塌下的眼窝和大笑时散开的鱼尾纹，都无言诉说着岁月不再。
大学时的人事，因为时隔久远，都已经面目模糊。出现在大家谈话里的，要么是当时惹人注目的风云人物，要么是后来有惊人之举而当时平平无奇的人物。有高潮有转折的人生才有人要听。
我们的对话往往从记忆中的某个片段开始：“你们还记得某某吧？他后来怎么样了？”知道的人就马上贡献出自己后来的听闻，补全其他人残缺的记忆，我们孜孜不倦地拼凑出好几个人半生的拼图，乐此不彼。
约会的这家餐厅开在在一座古雅的别墅二楼，窗边有爬山虎攀缘，在这深秋时分叶子也在风中摇摇欲坠。上午刚下过雨，从这里可以望见有人骑自行车慢悠悠穿过还没干透的马路。红茶已经续了两轮，点心也吃得差不多了。听了好几个人生故事，感觉在时光隧道里来回跑过了几趟，兴奋后的倦意袭上来。大多数的人生，走到今天，都如同盛夏过后浓绿转向稀薄，透露出无力回天的衰败，让人无话可说。我不禁打了一个呵欠。
同窗们公认最跌宕起伏的人生要数毕小天。
时光倒转二十年，大学时代的毕小天中等个头，浅黑脸皮，每天穿一件卡其色松垮垮的工装裤，上身挂一件米色T恤。他参加了学校的跆拳道部，听说不久就要升黑带，因此胸脯虽没有肌肉隆起，也并不赢弱。因为散光他戴一副眼镜，却并不真像一个读书人，顾盼之间眼中自有一道精光，令人暗暗猜测若是所有人全都抛到无人岛上演荒野求生，此人必定是个狠角色。
他父亲是知青，当年下放去了东北。因为模样周正，在当地马上结了婚，跟他母亲，一个脾气火爆的东北女人。
毕小天初中的时候，跟父母回到了上海。父亲在郊区承包了一爿厂，不久就以性格不合为理由，跟母亲离了婚。再不久毕小天就见到他父亲开着新买的私家车载着新妻子，圆润脸蛋，低眉顺眼，跟他母亲简直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听厂里人说他们来往有一阵子了，只有他和他母亲被瞒在鼓里。
母亲自从来了上海以后没有工作，每天蹲在家里，去菜市场买个小菜也要回来抱怨好久。“没见过这帮上海人，几根菜叶子也要算钱的。”他们以前在东北就只有大白菜，冬天一买要买一筐堆在窗台上，下雪结上一层霜也不怕，掰掉外面蔫掉的菜帮子，里面的菜叶子仍然新鲜，一家人两天一颗，慢慢就着羊肉下火锅吃。多的做成酸菜。但是在上海，连合适的火锅蘸料都买不到。醋只有镇江的，一股子甜酸味。
她不习惯上海的一切。虽说他们也就住在上海郊县，听说市区讲究更多。他母亲完全被南方的潮湿和琐碎打败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令她不厌其烦，她患上了思乡病，想念起北方挟带着尘土的风和高远的天，连带着对丈夫更加不耐烦。本来在来上海之前他们就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青年男女卿卿我我的阶段过去之后，生活背景的巨大差异开始显现出来，只为了孩子勉强还维持着。
大人的事他管不了。他母亲大呼上当，当初父亲出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那一阵子反倒家里安静了些，那段时间父亲只说是厂里忙，每天不见人影。因为父母在家就是要吵架的。那段时间毕小天反而感到了异样的平和与安静。
母亲一吵架就脏话不绝于口，有好多脏话连毕小天都说不出口。在母亲一连串的脏话声中，父亲往往忍耐不住挥起了拳头，那拳头有时砸在窗框上，有时砸在玻璃上，后来越来越多砸在了母亲的眼眶上，母亲并不是吃素的，起初还跟父亲扭打在一起，拳脚并上。有一段时间他家连一张完整的凳子都找不到。
父亲宣布要离婚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吃亏，几乎是把丈夫打出了家门，但真的离婚了，才觉得算计不周，为自己不值，在儿子面前落泪，骂南方人狡猾奸险。
前夫的厂子越来越兴旺，听说新家庭已经去市区买了房子，孩子也在肚子里了。于是她几次三番派儿子去父亲那里要钱。本来她也是没钱，现在只能在一家餐馆找了个收银的工作。儿子要交学费了，她就打发他到父亲那里去。
毕小天还记得父亲办公室里那张硕大的红木办公桌，他隔着办公桌，低头站在父亲面前。父亲眼皮都不抬，还在查手上的帐，问他：“又来要钱了？”此时车间的老赵过来，说这批货要上车了，他支使儿子去搭把手帮忙上货。
毕小天还只有十三四岁，半大小伙子，吃下去的饭都不知道长大到哪里去了，也许是在他的食道里敷衍地走马观花一番，就仍旧尘归尘土归土。他的身子板看着单薄得很，扛着大包摇摇欲坠。但他一声不吭，利索地连扛了十几袋，大太阳底下用力太猛了，直累得自己眼冒金星。他得硬扛着，他父亲满意了才会痛快拿钱出来。
父亲从楼上下来叫他上去，从抽屉里摸出一叠人民币，数出十张递给他，一边数落着：“你妈啊，脾气倒大，这十几年就靠我养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以后可别像她，钱不是自己长翅膀飞来的。”
回到家，母亲看到薄薄一叠钱，依旧要骂那死男人良心给狗吃了。以前一穷二白的时候还不是自己跟着他，给他生儿子，现在有钱了就换老婆换儿子，什么都能换。毕小天望着窗户划出的外面灰白的天空，暗暗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伸手要钱的日子真不好过，不晓得什么时候，他才能做自己的主，不再是被换掉的那个。
毕小天在学校没有好好读书，倒是找了不少兼职在忙，他手头紧，也不肯去找父亲要，只好咬紧牙关自己撑着，辛辛苦苦去换一些微薄的生活费，反正年轻人的时间和体力是最不值钱的。到了毕业的时候，他挤在一群穿着一色白衬衫黑西装，头发打着蜡油的毕业生里面，茫然不知所措。
他还是被挑选的那个，而他甚至根本搞不清楚面试官的标准。他正襟坐在桌子对面，面试官的目光从眼镜后面垂下去，根本不看他，只盯住桌上手里翻动的简历，不知是不屑还是漫不经心。想必坐在面试官旁边的那个女助手一看到他们这群刚毕业的学生，谁能录用谁不能录用就了然于胸了吧？这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总是如此悠闲笃定，那女助手——她自我介绍说叫茱莉——白皙的耳垂上垂下细长的流苏耳链，她伸手把茶色的长发掖到耳后，耳链随着她的动作一阵晃动。玻璃窗在她身后，阳光在她头顶划出温暖的边缘线，几根毛毛的碎发不听话地立着。毕小天甚至有些痛恨她的优雅。她和她归属的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无言地把许多人关在门外——许多人，那些像毕小天自己这样野性尚未驯服，骨子里流着卑微的血液的人。他们在房间里面，站在水晶吊灯下，端着透明的高脚杯，西装革履，觥筹交错，根本听不见被关在外面的人的哀嚎。那些被淘汰的失败者，该去哪里舔舐自己的伤口呢？只能像流浪狗一样在秋风中徘徊于后街的垃圾桶边吧。
不过毕小天低估了他自己的伪装能力。他这些咬牙切齿的偏激念头如果大白于天下，恐怕那茱莉要尖声叫保安进来。但是光看他的黑款眼镜和驯服的微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男生，有点生涩，但看起来还能用。他并没有被识破。他像一个阳光上进的大好青年那样露出讨好的笑容，令面试官也相信他是一颗饱满健康的玉米棒。这家业内有名的公司录用了他。
毕小天的岗位是销售，一年以后，他就成了空中飞人，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拉业务。两年下来，他升了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心安理得地享受起了机场VIP休息室的免费餐。上了飞机也有贵客待遇，空姐会单膝跪下蹲在他身边问：“毕先生您是我们的金牌会员，您需要什么服务？”虽然同是经济舱，他总是能比别的乘客先拿到毯子和小枕头。按照公司的差旅费标准，五星差一点，全国各地的四星级酒店是绰绰有余的。晚上闲下来还能在酒店的顶层酒吧喝上一杯，算进餐饮费里面报销。
大理石地板的大堂，光溜溜映出人影的电梯，洁白的酒店床单，蒙灰的玻璃，看不清的远方——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他的出差目的地多是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共同点就是脏乱差，空气问题尤其严重。即使他能将自己跟喧闹而堵塞的地面交通隔离起来，也无法把自己跟空气隔离起来。住在二十七层的高楼顶楼，也看不清脚下的城市。更不要说每个城市肮脏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含糊不清的本地方言，半夜走在这个城市的古城墙下，竟然会遇到有人恶狠狠地威胁他交出钱包——毕小天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马上乖乖就范，事后再去报警，幸好对方只要钱，他的钱包隔天就在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了，除了现金丢失，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安然无恙。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平日出入于高级酒店，被包围在洁净的冷金属光芒之中的优越感被打破，自己并不处于无菌的上流社会，面对那个抢钱包的贼，毕小天感觉自己被一把狠狠拽到了泥沙俱下的地面。回到上海，从公司回到他租住的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公寓，一阵沮丧涌上心头，他只是这套公寓里一个分租的房客，像他这样寄身于大公司身上的年轻人有千百万个，一旦剥离公司他就什么都不是。
他母亲还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他盘算着明年涨了工资要租一间大一点的两室一厅，跟母亲一起住
